自三代之衰，井田破坏，军赋之法大变，而兵农不一。农不可使之为兵，而兵不可复为之农，天下始有养兵之弊，而生民之力多耗于此。其间有为之君，善计之臣，深思远虑，讲求法制，以救天下之弊而收其利。宏规大略，载于方册，可得而见者，不过开屯田、置府兵，使之无事则耕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猥过百万，养之之弊，甚于前古，而民力遂至大困。天下之田皆耕，而农夫无以食；天下之桑皆蚕，而织妇无以衣。转输馈挽之劳，及于上农而犹不给；厚赋重歛，而持之为定制；山泽之利，毫毛皆归于公而无遗；关征市榷，类贾人之贪竞而不知愧；以交剂募商旅输粟于边，而给之倍直。国家财用日益窘，生民日益困，养兵之弊，可谓极矣！昔开元之初，边费岁不过二百万缗，至天宝之末，兵已失制，大盗群起，而费乃七倍乎！元和、长庆之际，犄角之师，犬牙杂处，大都通邑，无不有兵，数犹未满百万，赋租所入，止可赡足其半。今天下辟田虽广，计户虽多，而兵籍又逾长庆之数，滥恩宽惠，积行而不可暴革。平居无事，衣食帑廪，莫能少休。赋税货币之入，用于军者，什尝八九，而犹不足，岂特天宝之费哉！如之何国用不窘而生民不困也！欲为古之屯田乎，则古之为屯者，多减战士，以耕闲田，众至于数万，而广及于千里。今之兵固不可驱而使之耕，而昔之所谓屯田者，抑亦堙废而无几，其利不可一日而获也。欲复古之府兵乎，则古之为府者皆出于民，故不战之时，耕而自养。今之兵既不可使之耕矣，又安得而府哉？其法不可一日而变也。昔之所以救养兵之弊者，莫大于此两端，语今之势而皆不可骤用，则养兵之弊，果无以救矣？窃尝闻之，有兴利以除害，有去害以就利，为术不同，而为功则一，要在使天下蒙其利焉。且夫欲兴二利者，以去养兵之害也。今势既不可而未能兴，则胡不反求其端，而去其所以害者哉？夫能去其害而使生民免于重困，则天下孰不曰利矣？今养兵之弊甚于前古者，盖兵多而费广也。兵多而费广者，召募之格滥而不程其武力也，简阅之法疏而疲病有未黜也，死亡辄补而不敢不足也。深惟艺祖受命之初，国家之兵十有二万，东征西伐，赖而成功。及太宗皇帝削除僭叛，中外混一，始有三十余万之数。章圣在御，四海富殖，欲彊主威以制夷狄之命，故又增其籍至五六十万。自庆历以来，遂及百万之冗，比其众寡可见。昔祖宗之初，屡有战伐之事而兵少，今安闲固守而兵多者，不独精冗之异也，盖今三路师屯甚众，而四方郡县出戍颇劳也。师屯甚众而出戍颇劳，则其势不得不滥募以完其数也，疲病者未可遽出，而死亡者宜辄补也。夫势有急缓而理有损益，计今三路之兵，不过四十万，固不可一日而阙。至于四方之戍，多止于千人，而少才一二百，捍御之效，未必可责，而徒有往返之费。臣愚以为诸非要害之地，可少减其出戍。夫出戍既减，则兵不阙用；兵不阙用，则召募之格可以严而程其武力也，简阅之法可以精而疲病必黜也，死亡者可以不尽补而无虑不足也。三者相参而要以数岁，则冗兵之去不亦多乎！冗兵既去之多，则徐观其变而议所以应之，然后可以定万世之制也。臣伏思国家患兵之冗而久未变易者，惧其徒类大盛，乘而乱生也，茍以向之三说，不变常，不动众，而阴夺其势，何乱之为哉！虽国家亦坐享其利而不之觉也。然议者犹曰减四方之戍则武备弛废，非所以安郡县矣。斯又不然。且生民之治乱不在于此也，岂千兵之防，百卒之聚，而可以致郡县之安欤？顾朝廷临抚之道何如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