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，言两省擗截谏官厅出外，隳坏法度，乞行寝罢。及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与谏官鲜于侁、朱光庭列状闻奏，各未蒙施行。臣窃以自古圣帝明王莫不有谏诤之臣。盖三代以前，上自公卿，次及百执事，下至百工刍荛，皆可谏诤，故虽不以谏诤名官，而骾言直论常达于人主之听。及世衰道微，言出于口而祸及其身者寖多，故为人臣者若不以谏诤名官，则鲜肯以谏诤为事。于是秦汉以来，乃始有谏大夫，率列职清近，日侍人主。然岁月绵远，其厅事之所在有不可考者。唯隋唐事近，传记甚明。谏官于隋属门下省，唐初因之，亦尝属中书省，乃分别两省，终于有唐未之或改也。夫御史与谏官均任言责，然御史台在外，而独谏官既为侍从，又列于两省者，何也？盖御史专在纠正百官，必在外然后百官趋赴厅事，鞫狱为便。谏官之职专在于论政事之过差，补人主之阙失，故不在政事之地，则无以尽闻政事之过差，不列侍从之班，则无以尽知人主之阙失也。自五代乱离，隋唐法度无复存者。本朝祖宗以来，讲复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，唯是两省之阙典，至神宗而后复然。谏官虽已列于两省政事之地，犹未预于入合侍从之班。今乃防谏官漏泄政事，而欲擗截厅事出外，使不得在两省，亦异于设谏官之本意矣。夫两省若有几密之事，吏人可密者，谏官岂不能密耶？兼见今谏官虽在两省，于政事实不预闻，况几密哉！昔魏省少府杨阜欲上疏省宫人，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，吏守旧令，对曰：‘禁密不得宣露。’阜怒，杖吏一百，数之曰：‘国家不与九卿为密，而与此等为密乎？’明帝闻，愈惮阜，后世以为美谈。臣常谓陛下圣德比尧舜，岂于此而不逮明帝耶？臣常以臯、夔、稷、契期执政，岂于此而不逮杨阜耶？且先帝孜孜讲复，隋唐数百年法度既合于古，又宜于今，乃一旦无故而坏之，一不可也。中书所谓制敕院者，吏舍也，迫逐天子之谏官以广吏舍，二不可也。深信胥吏，与之为密，而过疑谏官，以为漏泄，三不可也。使天下知朝廷有疑谏官之心，有厌谏官之迹，非所以广圣德于天下，四不可也。散骑常侍下执政一等尔，今偶阙员，不可谓终无其人也，至于左右史，亦陛下侍从之臣。安可使中书吏人据其厅事，夺其正门，而常侍、谏官、左右史乃屏置一隅，穴垣墙而出入，事体颠倒，增长吏气，五不可也。憎谏官者虽取快一时，而五不可长之患归于朝廷，又使三省执政大臣皆受迫逐谏官之名，为后世笑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臣愚暗不才，陛下过听，擢为谏官。若议论失当，陛下罪之，执政大臣恶之，或一二日而罢，或二三月而黜，皆不可知也。岂谓谏官可以久为，而两省可以安处哉？盖欲为朝廷长久之计而已，非臣谋身之计也。若既忧得罪于陛下，又虑见恶于大臣，坐视法度之废坏而缄默不言，则不唯有负陛下言责，亦岂不自愧于心哉！故不避冒凟圣听而喋喋不已，陛下或采其言，或赐之斧钺之诛，唯圣慈裁择。 〔贴黄〕臣窃闻今来擗截，本因中书差除有豫先传播出外者，故执政大臣有制敕院之议，遂欲擗截谏官厅出外。大凡差除，既得圣旨之后，须有词头，舍人方知之。及文字到门下省，给事中方知之。此只是首尾一日内之事，次日到尚书省，下吏部，则外人无不知者矣。虽知之，然已是朝廷宣布之事，人知乃其宜也，有何所害？唯是未得旨已前，外人已知，即于政体有害。然未得旨已前，若非执政大臣自有漏泄，给、舍何缘得预，外人何缘得闻？既给舍与外人皆未得预闻，即谏官何缘得知？唯张璪在中书日，务收私恩，凡差除才经商量而未奏，即多已泄之于其所亲，自以谓恩出于我而已。故差除有旬日半月以前先已传播，后果有如其所传者也。今执政大臣皆先朝耆旧及陛下所自选择全才重望之人，但无若张璪收私恩者，即何虑差除之漏泄耶？不当归咎于无制敕院，亦不当缘此限隔谏官，而使之不得在两省也。谏官在两省与不在两省，于谏官何所重轻，但于朝廷法度有害耳。臣区区所惜者，朝廷法度而已，唯圣慈详酌。 又言：臣窃见中书事务分入门下省、尚书省以来，比旧事简，人吏减半，检正官、都检正官皆罢。其旧中书制敕院、舍人厅、检正官厅，共约五十余间，今必欲作制敕院，而又欲其宽广，即更不论检正官废罢，亦不论吏人减半，但依旧用屋，五十余间亦足矣。况今舍人厅、起居舍人厅、右正言厅一位已是屋七十余间，若并用作制敕院，自是有余。即不知更取右散骑常侍厅、右谏议大夫厅、右司谏厅，何所用之？兼门下省谏官厅亦一例擗截出外，尤为无名。故公议以谓执政大臣徒用制敕院以为说，其实欲限隔谏官，不使在政事之地，恐其知政事之本末，而论列之频数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