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今月初七日准御封降下御劄文字付台谏官，谓：‘朕自临御以来，躬率俭抑，每念官冗恩滥，思革积久之弊。将来任子、贡举，若停三年之限，必胥动以浮言。今欲遇郊祀之恩，已经奏补者并权免荫补一次。开贤良方正之科，许令中外普荐真材，其免解该恩牓人，且权住罢赴试。卿等各宜公协乃心，参酌所宜，条具上来，朕审处而行之。’臣猥以庸虚，备数谏省。伏睹陛下天资英睿，济以果断，厉精求治，约己救时，近古帝王盖所未有。即位以来，慨然愤积弊之久，欲一切惩革，以大有为于天下，斯千载之一时也。臣不肖，待罪谏省，得奉咨询，何其幸欤！然臣闻更化者不欲骇俗，而除弊者不可循常。人情安于侥幸，茍且历数，百年乃欲，一旦革而正之，势必至于纷纷而不靖。将遂行而不恤欤，则必失天下之心；将中道而复止欤，则后日无以为政。是不可以不审也。若曰‘更化除弊，难恤流俗之议’，亦须在我者词直而有名，犹当反复调伏，使无所发其忿怼不逞之心，始可以无悔，况其未然乎！汉文帝时诸侯彊大，僭上不轨，景帝愤之，峻加裁削，于是七国俱反，汉几失山东，此乃循常骇俗之至也。其后武帝用主父偃之策，各使封及支庶，诸侯不削而自弱，盖处之得其道耳。任子恩科，祖宗时有之，遽停三年，必不免浮言之胥动。庆历中仁宗开天章阁，命辅臣陈当世急务，范仲淹、富弼辈条上数事，减任子其一也。未几谤讟大兴，一时名臣皆狼狈而去，所言卒废格不行。神宗熙宁中减进士状头恩数，而苏轼亦极言其非。大抵更化除弊为至难，在祖宗时已然，况风俗久坏，纲纪未振，如今日之甚者乎！且名位有高卑，子侄有多寡，若已经奏补者并免荫补一次，则贵贱不分，而人有幸不幸矣。特奏名之人，举数有多少，年齿有老壮，若并权住罢，则举多者受屈，而年老者无聊矣。至于开贤良之科，广中外之荐，自是国家求才，与任子、恩牓非所以相乘除也。自靖康以后兴复此科，十有余举，竟无一人应诏。虽令普荐，亦恐虚名而无实也。陛下欲大有为于天下，每事不可求速，宜为之以渐，使侥幸之俗日减月脧，愈久愈效而无后悔，则善矣。以陛下之英睿果断，厉精求治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立？今即位未久，虽勤俭仁孝之德孚于天下，而恩泽之沾渍者尚未深也。如此二事，关于士大夫者甚众，愿陛下姑少宽之，以为后图。必欲稍救其弊，则亦有说矣。夫人之情笃于爱其子以及其孙，其次则兄弟若侄若甥，以至于疏属，于其至亲则利害之心切，其余亦泛泛而已。先王因其亲疏之别，制为五服。此人情之杀，天理之自然也。今文臣自带职朝奉郎以上隔郊奏荐，中散大夫以上每郊奏荐，太中大夫以上虽致仕遇郊亦得奏荐，其子孙近亲皆已官矣，又及其疏属。每荐一人，有纳贿至数千缗者，其寿考之人有荐至数人者，甚无谓也。今若立制：自某官以下，子孙之外不许奏期亲；某官以下，不许奏大小功亲；某官以下，不许奏缌麻亲。其许奏者，差其官品，立定员数。以郊恩、致仕、遗表通计，数已足矣，虽有恩泽，不得奏补，只许回授与已有官人。仍不得名他子孙为己子孙，以冒荫补，无子息者许养一人。如此，则一郊所省，文武不下数百员。然于其人之利害，初亦不甚切也。此救任子之说也。方今科举之弊，莫甚于转运司之牒试。祖宗时无若是之滥也。有避一人亲而牒三四十人者，而所谓亲未必亲也，所谓门客而未必门客也。每三岁诏下，士人奔走，竞求牒试，富者行贿赂，巧者干请托，改换乡井，诡冒宗支，败坏礼俗，莫此为甚。就试者十人解一人，到省则十四人取一人。若牒一百四十人，是暗添一员省额矣。天下每举，诸路转运司所解不下数百人，则省额安得不滥乎！十四人之中令举一人，而余十三人者，十七八年之后皆免解进士也，则恩牓安得而不多乎！免解就试之人众，非徒恩牓众多，而正奏名省额亦自暗增，盖以十四人则额当取其一也。今若将中外官门客牒邻州服属疏者免牒试，试院帘内、帘外官别作措置，仍申严保官批书之法，务在必行，则转运司试人绝少。每举正奏名，可减数十人，而将来免解之数又不知其几矣。此救科举之说也。凡为此者，所以修法度、重名器、柅奸幸、核诈欺，而于祖宗之制非有所戾也，不亦辞直而有名乎？虽有纷纷，亦不能为患矣。此其大略，其余纤悉，当命有司条具以闻，而陛下审处之。臣素怀愤世之心，最疾冒滥。今在得言之地，遇非常之主，非不欲将顺隆旨，以一扫宿蠹，顾事有不可以骤语者。臣区区之愚，惟欲吾君政法流行而名誉光美，不愿求欲速之效，使兴讹造讪者得以窃议于其间也。伏惟圣慈留神采择，幸甚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