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兴一代之治者，必有一定之体。大体既定，则谋议施设皆出于一，虽用力有浅深，见效有迟速，未有为之而不成者也。何则？大体所在而不易，其为术也要，其于事也周。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，而其群下亦皆识所趋向以趋事赴功。是故用一日之力，则有一日之效；用一岁之力，则有一岁之效。郑子产曰：‘政如农功，日夜以思之，思其始而图其终；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。’然则思而远行，行而不出于思之外，有始而有终者，皆农之所谓畔也。若定体之不先立，泛然莫知其所适从，朝质而暮文，忽宽而骤猛，上失常行之要，下迷趋向之方，徒见其端绪愈多，日不暇给，用力不专，劳而寡效。《诗》曰：‘如彼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于成。’臣故曰兴一代之治，必有一定之体者，此之谓也。三代远矣，请以汉、唐论之。汉兴，承秦奢侈之弊，而民背本趋末。于是文帝躬行节俭，以移风俗。惜百金之产，罢露台之费，宫室苑囿、车骑服御无所增益。是以海内富庶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。及至宣帝，兴自民间，知民事之艰难，厉精为治，五日一听事，宰相已下，各奉职而进，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枢机周密，品式备具。是以当时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号称中兴。唐贞观初，有上书欲人主独运威权，不委臣下，又欲震耀威武，征讨四夷。太宗皆不之听。一闻魏征仁义之说，则确意行之。虽封德彝刑罚之言，莫之能惑。不数载间，遂致太平，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蛮夷酋长皆袭冠。太宗曰：‘此魏征劝我行仁义之效也。’故后世言治者，汉予文、宣，唐予太宗。以臣观之，盖其即位之始，图治之初，惟能深识大体之所在，或以节俭，或以厉精，或以仁义，尽心力而为之，悉皆驯致而有效。臣故曰大体既定，虽用力有浅深，见效有迟速，未有为之而不成者，此之谓也。恭惟陛下以上圣之资，履至尊之位，且博采群下之议，以兴起一代之治功。臣恐人各有心，所见不同，谈道德者失之迂，论刑名者失之刻，乐因循者重改作，急功利者好生事。甚高则难行，少卑则近陋，杂然并进，初无一定之体。苟朝以一人之说为然而用之，暮以一人之说为否而罢之；朝以某事为是而行之，暮以某事为非而废之；事无定论，人无常责，虽陛下勤劳于上，群臣奔走于下，终无益也。臣愿陛下明诏二三大臣，审天下之势，制当世之宜，讲明治体，取其规摹先定、有断然不可易者，然后良法美意，大纲小纪，本数末度，次第而施行之。上以道揆，下以法守，日计之不足，岁计之有余矣。以之富国，以之强兵，以之安中国，以之御四夷，何求而不得，何为而不成哉？惟陛下留神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