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以兵之胜负为国之强弱，不知为国者也。善为国者不以兵，其次因兵之不可用而能见强弱之实。自中原失守，我以偏方一隅当虏之众大，卒乘不如其多，土地不如其广，财力不如其盛，六七十年矣。中间养兵息民，几三十年，未有振起之形，而虏亦不能尽得我之虚实，往往过计以待我。故比者兵出之初，虏境亦为之响振。及一败涂地，形见势屈，至于诛戮首事头行，万里遣使行成。然则积三十年之休养，一出而丧之，而遂成今日单弱不振之形，非其举动轻率之故欤？继自今以往，世有言兵者，必唾且骂，或遂以为妖诞不祥之人必矣。嗟夫！已事之失图，是则然矣，亦孰知夫一出之不审，亦未可以终弱我欤！夫使为国者一出而遂至于终为人之下，则亦无具甚矣。方绍兴之末年，虏之弱我甚矣，及宿师再出而衄，我又褫气。于是虏以重兵压我，我不免撤备而就和，则弱之势又甚于前日矣。然而卒正尊名，卒损岁币，卒为兄弟之国，何耶？盖虏之弱我者特在于兵出无功之一事，而吾国之君臣举措与夫孝宗皇帝之政德，如日方升，较然而不可欺者，虏固不得而揣量其轻重也。尝怪夫宋元帝误听人言，北伐不胜，而遂不可收拾也。夫到彦之轻举妄动之失，是固然矣。然使元帝因此而究见天下强弱之实，则兵之损耗者不过一事而已。自江左与元魏对立而为南北，其间民生之得所，法令之必行，其不逮北方远甚者尚多有之。一败之后，徐思南北赋役取于百姓者孰为轻重，刑赏之施于臣庶者孰为当否，人才之收蓄于上者孰为少多，教化礼乐之坠失于民俗者孰为失得，是则虽碻磝、滑台相继不保，汲汲为之，未为无再振之地也。奈何以兵籍口，一败不胜，则君臣上下气折消沮，甘心为萎弱之国，遂无复自强之意，而卒至于不可复为也！是虽诛戮王玄谟、到彦之之徒，亦何益哉！夫遇跌而加畏者虑也，因败而为功者智也。古之善为国多在于失策之后。今日大势，使徒以己事之失推之于胜负之末，则智者亦何以措其巧？夫惟因兵之不可用而知强弱之实，则始有可得而论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