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者五具奏状、劄子，为言蔡卞事，皆未蒙施行。按卞迷国不道，以私灭公，知有王安石，不知有神考。阴谋密计，迹不可见，而国家大患皆生于卞。神考在位十九年，凡润泽生民之事，卞皆掠为安石之美。其理乖倒，不可以训示天下，然而所行之事，皆以继述神考为名，故天下之人无敢议者。且如元祐章疏，皆是当日臣僚纳忠之言，卞以私意讽谕，请降于外，取舍简择，专任己见，以言为罪，公然行遣，以戒天下敢言之士。遂使进言之人，所入文字惟乞留中，不敢深说。此岂一朝一夕之患乎？初，元丰得罪之人，元祐许其理诉，所以通冤抑而尽下情也。进状之人各求辨雪，既是词讼之粗语，岂有先王之法言？卞以私意讽谕，字字点检，一语不当，便加黜罚。非独杜绝诉冤之士，亦以罗织无罪之人。卞虽快意于一时，而深为朝廷之后患。然其立说，以谓章疏之言，讥毁神考，理诉之事，形迹先朝，必须如此施行，方名继述之义。既以此说胁持上下，于是人皆杜口，而恣其所行，左遮右防，不犯其手。故臣前章以谓惇迹易明，卞心难见。尧舜黜幽之典，必黜难见之罪；《春秋》诛意之法，必罪造意之人。陛下圣学高明，洞照今古，尧舜之所不赦，《春秋》之所必罪者，亦圣时之所宜行也。且卞之自比安石，似是而非，欺惑上下，人所切齿。故臣之前章先论其所以似是而非者，然后因流俗、元祐之说以明其罪。盖救其末流，不若先塞其源；剪其枝叶，不若先锄其根。卞之所以自托于安石者，蠹国害政之根源也，臣安敢舍此而论其末乎？伏望检会前章，皆付三省特降指挥施行。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八一。 此篇《历代名臣奏议》亦作任伯雨。按疏云：‘臣前章以谓惇迹易明，卞心难见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