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自古帝王，必有兴治之迹，垂诸万世而可法，不在简策乎？唐有天下逾三百年，制度文章，可谓盛际。贞元间，苏冕始为《唐会要》，其后崔铉续之，王溥复加补缀，而一代之典修矣。国家奋起唐季、五代败坏零落之余，规模闳远，声昭亡前。肆我仁祖，爰命迩臣，纂修本朝会要。肇自建隆以来，止庆历四年，成一百五十卷，副在秘阁。岁月寖深，后事莫述。皇帝陛下天纵神发，惟所规画，靡不丕就。间者躬下明诏，嗣恢前志，命官以次添修，十有二年，始克成书。续以庆历四年，止熙宁十年，通旧增损，成三百卷，总二十一类，八百五十四门。其间礼乐政令之大纲，仪物事为之细目，上自帝后，以底臣庶，内之朝廷，施于蛮夷，有关讨论，顾无不载。其文至简，其事至详，助溟渤以会百川，仰高明而包万象，稽参尽在，推而易行。岂止便遗训故实之求，抑亦信叠矩重规之盛。臣与观圣作，粗摭前修，惟殚部落之勤，无益事辞之实，干冒宸揽，伏增愧惧。臣无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