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。臣瓘曰：韩、范二人先以朋党见疎，今复并用。臣愚尝谓，若欲辨朋党，先须除忌讳。仁祖之初，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、韩琦之徒当时指为朋党，朝廷行遣仲淹，书其罪恶，两次榜于朝堂。景祐中勅榜则以谓仲淹‘𪫺言罔上，立党挟私，躁率诋欺，密行离间’。宝元中勅榜则以谓仲淹‘挟朋相援，奸利自营，结阴好以济仇，托强辞而市直’。当时谏官乘势挤排，和其言者如出一口。据此两次勅榜，则是仲淹以奸𪫺败露，永可弃绝。及仁祖翻然悔悟，所谓奸𪫺者忽取其正直，所谓诋欺者忽以为忠信。如上天寒暑阴晴之变，非臣下常情所可测度。后并韩琦并用，皆大合于公议，天下谓之‘韩范’。神考为韩琦作神道碑，实戴其美。当景祐、宝元之间，欧阳修论朋党，引商纣、桓灵之事，触犯忌讳，无所不至。仁祖取其议论，不罪其言，故天下公议终不见掩。臣所谓若欲辩朋党，先须除忌讳者，仁祖已试之效也。神考熙宁之初，专任王安石。自安石与吕惠卿纷争之后，天下有王党、有吕党。神考于王党之可用者亦用，吕党之可用者亦用，故二党之祸不及朝廷。而于既往之事，缘此悔悟，从而改旧者多矣，未尝悔过而执吝也。夫惟不吝，然后用人惟己，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汤者也。盖改过不吝，则忌讳自除；用人惟己，则朋党自消。臣故曰，若欲辨朋党，先须除忌讳。以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。初，介为台官，弹宰相文彦博，忤旨贬岭南。未几复殿中侍御史里行、知复州，寻遣中使召为殿中侍御史。论者以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，近古未之有也。至是介避言责，又欲安全之，故有是命。臣瓘曰：臣尝谓天之运也，譬如车轮之转，高者复下，下者复高，其变无常，不可执也。‘执者失之’，老子之大戒。仁祖之责唐介，一年之间，即复召用。不唯于唐介如是，凡言官之斥逐者无不然也。言章及于大臣，则大臣必罢；若大臣复用，则言者亦还。正如车轮之往来流转，而无所执也。上意不偏，下亦无党。其妙昏昏，非众目之所能覩；其理闷闷，非众心之所能思。此仁祖自得于独知者也，岂外入之善乎！庄子曰：‘天道运而无所积，故万物生；帝道运而无所积，故天下归；圣道运而无所积，故海内服。’仁祖用人之术，可谓如天运而无所积矣，天下之所以归，而海内之所以服也。臣尝攷唐时，牛李之党，自牛僧孺对策之后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，一报一复，凡四十一年，而后朋党之祸息。仁祖在位四十二年，所用之人，其类不一，然不至立党而相攻者，以上无偏执，运转在我，故机圆术妙，足以转天下，而不为天下之所转也。臣谨按古之朋字，即凤字也，一己在上，而众鸟从之。人主用人惟己，则天下之人皆来朋我；若威福在下，则臣下各自立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老子曰：‘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’臣瓘曰：文帝纳贾谊讥切之言，养臣下以节，不辱大臣。于是堂陛愈高，而基本愈固。《易》曰：‘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’何以异于此哉！臣尝谓自三代以降，善治天下者无如孝文，然其术出于老子。故仁祖之于老氏也，取其简约；而神考之于汉文也，谓无间然。盖老异于孔，而其本则同；汉劣于周，而善亦可取。此二圣之所以垂训也。仁祖皇祐四年，谓辅臣曰：‘朕临御以来，命参知政事多矣，其间忠纯可纪者，蔡齐、鲁宗道、薛奎而已。宰相王曾、张知白，皆履行忠谨，虽时有小失，而终无大过。李迪亦朴忠自守，第言多轻发耳。’庞籍对曰：‘才难，自古然也。’上复曰：‘朕记其大，不记其小。’臣三复圣训，因考王曾、知白之所以见重于仁祖者，盖能以清浄之术助无为之化。所谓大而可纪者，其在兹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