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书劄子，右谏议大夫、知制诰宋敏求奏：‘今月十九日当直，中书刑房送到前秀州军州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。伏以御史之官，国朝以来，其任颇重，去岁骤用京官而选之。今又以幕职官便升朝著，而峻处纠绳之地，臣恐弗循官制之旧，而未厌群议，所有词头未敢具草。’奉御批：‘速送别官命草。’臣伏以国朝近制，进补台官，皆诏御史中丞、知杂与翰林学士更互于太常博士以上，中行员外郎以下，曾任通判官中奏举充三院。其未历通判者，即须特旨，方许荐为里行。倘非其人，或至连坐，所以慎重台阁之选也。去岁诏旨专令中丞举官，虽不限资品，犹以京秩荐授，缘已有前诏，故人无间言。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，越超资序，近岁未有。臣恐有违官法，无益治朝。敏求所以惓惓而进言者，纳忠而举职也。议者或曰：唐世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者多矣，而定之此除，岂为过耶？臣以为不然。在唐方镇盛时，有奏辟郎官、御史以充幕府者，由此幕府连茹增重。祖宗深鉴此弊，一切厘改，州郡僚佐，皆从朝廷补授。大臣出镇，或许辟官，亦皆随资注拟，满岁迁秩，并循铨格，非复如唐世之比。而今之三院，事任又重于昔时。况定官未终，更非时召对，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缘御史之荐，直寘宪台。虽朝廷急于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必致人言。所益者小，所损者大。再详敏求前奏，颇得允当，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