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阅《神宗实录》，见司马光论节费自贵始，宜听两府辞郊赏事。恭闻神考即赐诏曰：‘惟昔先王之制国用，视民时数之多寡。方今生齿既繁，赋入又为不少，理财之义，殆有可思。此之不图，姑务自损，祗伤国体，未协朕心。’故在熙宁中，增判司簿尉俸料；在元丰中，自尚书侍郎至胥徒府吏与庶人之在官者，咸制禄增俸；唯武选未成，故未遑暇。近者大臣辞俸，冀以率下，继颁朕旨，裁及百官。我国家富有四海，多士以宁，位有高卑，禄有差等，高爵重禄，朕当与众共之，使其足以仰事俯畜，然后可以养廉责功。至若兼职者不得过三，寄资者与其真俸，盖嗣承先帝之未暇，不为过也，其可已乎？以太平乂安之中国，祖宗积累之宏休，嘉与黎献，共乐斯时，而袭蹈衰世，悉务裁损，岂先帝之志哉！应官吏请给，并依崇宁四年十二月以前指挥，所有近降指挥可更不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