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弘武帝时为丞相，奏言：‘民不得挟弓弩。十贼彍弩，百吏不敢前，盗贼不辄伏辜，免脱者众，害寡而利多，此盗贼所以蕃也。禁民不得挟弓弩，则盗贼执短兵，短兵接则众者胜。以众吏捕寡贼，其势必得。盗贼有害无利，则莫犯法，刑错之道也。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。’上下其议，吾丘寿王对曰：‘臣闻古者作五兵，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讨邪也。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，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。《礼》曰“男子生，桑弧蓬矢以举之”，明示有事也。孔子曰：“吾何执，执射乎？”大射之礼，自天子降及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大侯既抗，弓矢斯张。射夫既同，献尔发功。’言贵中也。愚闻圣主合射以明教矣，未闻弓矢之为禁也。且所为禁者，为盗贼之以攻夺也。攻夺之罪死，然而不止者，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。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，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，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。窃以为无益于禁奸，而废先王之典，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，大不便。’书奏，上以难丞相，诎服焉。议曰：始皇杀豪俊，销锋镝，以固万世之业，而陈涉起阡陌，偏袒一呼，天下向应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以亡秦，乌在其兵甲坚利耶？为国者茍德教足以感人，刑政足以制众，虽赏之不窃；不然，欲祸乱之弭，难矣。公孙弘为相，不知出此，而欲禁挟弓矢以除盗，寿王谓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，诚哉！腐儒之术乖疏，一至于是。而后世语治者，尤而效之，抑又甚焉。如寓兵于农，三代之政也，而曰勤民于野，盗贼必蕃。玩近代之弊，而废累古不易之法，亦可谓不知务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