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昔司马迁、班固之为史，皆谨于表年，从《春秋》之法，大一统以明所授，盖天子之事也。至范晔作东汉史，仅毕纪、传，而表、志未立。萧梁时，刘昭补注旧志，又不及表。殆非圣人所以辩正朔、存褒贬之意。史家大法，于此隳废。且东汉之治凡一百九十五年，前继西京之盛，而一代信史有不足于迁、固，稽之圣人垂戒大训，尚有遗阙，甚非所以昭中兴之伟绩也。臣今辄集《补后汉年表》十卷，以足范、刘之未备，庶史册之文稍全，而继体统元之旨自明，圣人之制不泯也。凡表之义例，一据晔、昭旧文，不敢复取他说，以汩其传。至纲目条章，稍倣《前书》。其有阙疑，则俟后之君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