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十年某月某日，皇帝御宸翰，书《中庸》以赐臣某。笔画之妙，度越崔、蔡、钟、王之前。臣某谢固陋不足以辱大赐，既乃勒之坚石，将以示天下，垂久远。谨再拜稽首而言曰：窃惟自宣和末，天不靖民，章辅祸乱，使干戈俶扰郊甸，至于今忧犹未弭，一星终矣。朝廷之事，舍整军经武之外，固宜未暇遑也。而主上方储神穆清，留好经术，间御迩英阁见讲读臣，探赜帝王之道，圣学日跻，深造自得，非群臣可望清光，而昧者不知是为今日之所先务。甚哉，道之难明也！臣某以谓帝王之道，甚大以备，文武之用，时措之宜而已。譬犹元气，包括宇宙，或为震耀杀戮，或为生殖长育。顾岂二事哉？则知张弛之用本同，威怀之致非异，亦犹是也。臣某尝观《皇矣》之诗，序文王征伐四国，徒曰‘无然畔援、歆羡’，与夫‘不大声色’、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’，如此而已。则文武之道，果乌乎分？至于宣王中兴，诗歌《常武》，序言‘有常德以立武事’，则既有间矣。逮至后世，守成尚文，遭遇右武，文武之事，至不可同日而议。故虽如叔孙通之贤，谓以‘马上得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’；而史臣之称光武，亦以讲艺论道，在投戈息马之后。必若所言，则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，特为虚语。臣某每叹息于斯，而诗人之意深远矣。今《中庸》一篇，始言性命之理，而以无声臭终之。其间制世御俗之道，盖无偏废而不举者。然则主上之所以赐臣某，岂徒然哉？顾臣某学术肤浅，曷足以推明圣意而奉承之？然众不可盖，盖将有杰异之佐，为时而出，协符上德，治具益张，中兴之功，待是而毕。臣某辈幸卒蒙全活之恩，赐骸骨归畎亩，残年余日，尚庶几及见之。臣某不胜昧死，谨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