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古帝王遭时艰虞，扶危救弊，图回治安者，虽在圣哲，不敢以易。必深思长虑，审所当务，研极其至，以定其不易之规模。然后举而措之，见于施设，则动无废事，众功日兴，而大业以建。爰稽其始，究观其终，若合符节者，盖出于此。子产谓政如农功，日夜以思之。思其始而图其终，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。盖不思其始终，而为之无畔，徒欲力行，虽勤无补。若子产可谓知此道者。周之宣王，当《小雅》尽废之时，兴衰拨乱，一时修攘之事，大略载于《诗·雅》，灿然可考，亦未有不先规画而后从事。及要其成，内外之治，莫不毕举，遂致中兴之隆，岂非其成效大验耶？主上纂累圣之图，履艰难之运，宵旰焦劳，临朝愿治，有年于兹矣。总揽群策，讲求政理，常若不及。然兵戈之余，流冗未复，州县之间，沃壤多旷。欲生聚之富，而版籍未充；欲藏用于民，而赋歛未省。荆、襄、淮甸，控制之冲，而藩屏未强；诸道帅府，方伯之职也，而名实不副。凡经理天下、图回恢复之计者，其事固不可疏举，所当定其规模，按而行之，待以岁月，使算计见效，不愆于素，以辑成中兴之功者，宜有必然之画。愿条列而详言之，以待上之采择焉。对：愚尝观富人大家之作室也，必先略基址，具糇粮，鸠材干，议板筑，相面势之阴阳，审堂室之高下，然后度其材而用之，大者为楹栋，小者为棼楣，叉负偃植，各安所施。如是，则不待劳筋苦骨，可以坐享广厦之安矣。又尝观良农之治田也，必先相衍沃，表原隰，辨丘陵，度肥瘠，视土地之宜，审穜稑之种，高者以艺稷黍，下者以植粳稌。雨之沾足也，则谨其耕；苗之猥大也，则谨其耘；实之坚好也，则谨其获。如是，则不俟沾体涂足，服枷芟衣，袯襫袖手，而获仓箱之积矣。夫作室，细务也，治田，鄙事也，富人、老农非有绝人之智识也，而且能区处规画于其前，享成劳于后，又况圣人之治天下，开基创业，垂无穷之统，兴衰拨乱，而骤救倾危以时者哉！虽然，富人之作室也，身不亲斤斧，而有其安；良农之治田也，手不事穮蓘，而有其利。何者？有梓匠隶农为之服勤劳而致其力故也。然则圣人之致治，亦在于得人而已矣。汉高祖得一韩信，世祖得一耿弇，左将军得一孔明，方其登坛于汉中之日、请问于南阳之时、亲顾于草庐之际，则其所以制楚平莽之谋，三分鼎足之业，固已预图之矣。及其成功也，如稼而获，如蚕而绩，如力行而有所至，无毫厘之差，或可以概见矣。向使人君谋之不素，计之不熟，徼幸于万分之一，待其不可，然后复狼顾而改图，无乃引岁月而隳成功耶！愚尝观自三代至今三千余年，中兴之君，而周、汉二宣，与夫唐之明皇、宪宗不与焉。何则？正朔不改于上，臣民奉承于下，钟簴不移，社稷有奉，虽其复文武之远绩，革世宗之余弊，平武、韦之乱略，除方镇之跋扈，其功烈铿鍧炳耀，荡人耳目，然方之少康、光武、晋元，则其功反小。何也？羿之伐夏也，更二姓而后复，当时之人固已忘夏矣。王莽之盗汉也，历十八年而后平，当时之人固已忘汉矣。司马氏承魏氏之后，其所以系民心者尚浅，则其复之也盖滋难于夏。汉氏，季世矣，而三君者皆能被苫盖、蒙荆棘而拯其已坠之业，则与二宣、两宗之事，岂可同年而校其优劣哉！观夫少康之奔有虞也，有田一成，则其地固狭矣；有众一旅，则其人固寡矣。然终能戮浇殪而伏其辜，灭过戈而歼其类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其功有光于此者乎？光武以疏属而翔白水，起南阳新野之众，用下江平林之兵，斩王寻、王邑于昆阳，破铜马、王郎于河北，曾未一星终，而高祖之土宇固已复于版籍矣，则业有大于此者乎？元帝以征东渡江，则名号固未崇也，三吴之人莫有至者，则人民固未附也。方五胡流毒于黄河之北，而群盗嗣虐于大江之滨，然而能收拾豪俊，振拔滞淹。陶士行拥六州之众，以宁荆郢；王茂宏建分陕之计，而定江东。典午之祚既绝而复续，事有难于此者乎？盖尝原三君之所以能成其功烈，后世望之若神人然，岂有他哉？得人而已矣。少康之兴也，则有女艾、季杼为之腹心爪牙；光武之奋也，则有寇、邓、耿、贾为之股肱辅翼；而元帝之渡江也，亦有王导、周𫖮、温峤之徒，或负羁绁，或谋帷幄，或扞牧圉，用能致力于当时。由是观之，势不在于彊弱，得人则昌；时不在于治乱，失士则弊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，夫何远哉！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资，抚艰难之运，躬节俭以绍开中兴，劳宵旰以洪宣祖业，驻跸七年于兹矣。三时不害，而年谷屡丰，此天之所以爱主上也。前日之盗贼，蜂聚蚁结，处处而有；比年以来，日朘月削，寖以平定，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。得天之赞，得民之助，是宜恢复函夏，清定海隅，续宣化之业，弛生民之忧久矣。然而陕西可平也，而群才未至于河内；河南可复也，而置戍不逾于淮北。前日强寇之侵，虽折箠而抉之去；然嗣岁之秋，固未免于蠢蠢也。意者未得魁杰俊伟而为之用耶？将亦用之而未备耶？或搜罗之道未广，而岩穴幽隐尚有未尽出而为朝廷任使者耶？不然，何功业之难建，而旷日迟久如此也？然则流冗之未复，沃壤之多旷，版籍之未充，赋歛之未省，与夫控制之要，帅守之任，是宜明策之殷殷下询也，顾愚浅陋，何足以奉承之？请试言其略。流冗之未复，则安辑之，版籍无自而充；土地荒芜，则赋歛何如而省？控制之藩屏未彊，则戍守之策未尽也；帅守之名实不副，委任之责未专也。然此数者，得其要则一举而庶事毕修，不得其要则虽矻矻然事事而治之，用力愈多而愈不治矣。昔唐德宗尝患戍卒之多，转输之不足，李泌为陈富强之策，其说以谓贾缯市牛于党项，令诸冶铸农器，募戍卒耕闲田，逮其既熟之后，官给高价而籴之，戍卒贪垦田之利，终更而愿留者听。不过数岁，则留者必众。如是，府兵之法可复矣。今愚之所陈者，事虽有异于泌，然一举而众事必得，则或近似之矣。夫民之所以失业、兵之所以未彊者无他，皆食不足之所以致也。足食之道，不过在于务农而已。秦人以力农兼天下，汉武以屯田定西域。曹公之所以成霸业者，本于积粟许下；元帝之所以兴复晋室者，亦能课督农业。此非明效大验耶？今夫襄阳，西接中原，东通吴会、寿春，北控梁、宋，西邻许、颍，其地皆沃野千里，亩收数钟。今若募军民杂耕其地，坚筑壁垒，积谷以保众，寇至则战，无事则耕，是常以我之静逸，待彼之饥劳也。与夫劳转输而滋久戍，兵疲而民劳者，其工拙岂不相万耶？今夫我之所病者敌耳，伪叛固无足畏。敌之与我战也，战于万里之内；而伪叛之与我战也，战于千里之内。然敌之所以世为中国患者，以其射鸟兽、逐水草而居，其转徙去来不常，此敌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离南亩也。比年以来，已非茹毛饮血之旧，食粟衣缯，与中国等。今远道入寇，势非赍粮不可。是前世敌人之所以病中国者，今亡矣，此殆天假之便而为之。然则舍高城深池，屯田久戍，縻以岁月，而使之自病，复出于何策哉！若缘边城垒既坚，田野既垦，失业之民就食者众，则民流土旷，固非所患也。以平籴之法积粟于既熟之时，修勾践之政养民于童穉之日，则版籍之富，赋歛之省，又非所虞也。城垒坚矣，而无寇掠之患；仓庾实矣，而无转输之忧。而犹或藩屏之未彊，则严退军之罚可也；帅守之未副，则重方面之任可也。究数者之本，则以足食为先。而足食之道，则以得人为本。赵充国屯田于湟中，而服先零；孔明屯田于渭滨，而抗曹丕；祖士穉屯田于谯城，而复河南。向使汉、晋之军非得人而用之，何以能成其功烈耶？《诗》曰：‘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’苟得其人，四方将以为法，其于拨乱也何有？胡不试迹宣王之事以观之：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，则言其田猎；《采芑》、《六月》，则言其南征北伐之顺。窃考之于《诗》，当时之功业，班班可见；然蒸民之所以美其致中兴之由者，不过任贤使能而已。然则古之圣人所以勤于求才，而逸于任使，盖知其要故也。故区区之愚，终始以得人为言，不识可以禆国论之万一乎？至于议论之阔疏，文辞之骫骳，不足以仰副试言之意，厚颜多矣。惟执事实贳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