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子游于庭，或遇蝎焉，其父曰：‘必杀之。是夫怀毒以待人者也，乘人之不意而病之者也。九州茫茫，人物昌昌，而蕞尔之生为之害，兹不可赦。’其母曰：‘不然。物各有生，生各有性，怀毒者非蝎辜也，天实使之然。彼未毒我，而我杀之，不仁，知天为之，而己雠之，不智。且蝎非乘人之不意也。我不虞焉而犯之，彼惧其伤己也，斯毒我矣。见一蝎而杀之，天下之蝎可胜既乎？不足杀，避之而后可。’争未竟，长子趋而进曰：‘吾父母之论，不太甚矣乎？或者杀，或者不杀，均于情之蔽也。父曰必杀之，是病恶也，而不知彼性之不可移，杀虽多何益；母曰勿杀之，是原情也，而不知彼辜之有不可赦者，拱手而故肆其毒，亦不可谓仁也。天下之蝎无穷，而毒人者不可赦；天下之有毒者亦无穷，而未毒人者不足杀。屏之而勿亲，弃之而勿恤，常置乎无事之地，使无所恣其毒，而可保其生焉。吾二亲之辨，庶其通乎？’于是父母释然而解，怡然而笑，顾童子而赦蝎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