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丹乘石晋之敝，得其所欲，故狃于前利而有景德之寇。真皇一战却之，胜而不杀，曲从和议。自是南北之民休养生息，盖百有余岁，天地恩大也。然敌自此益骄蹇，时出不逊语，摇撼中国，有不可忍者，亦由景德含容，不究天讨。彼虽败北而去，终谓中国畏之。靖康之变，神州赤县荡为茂草，其祸又大于石晋。自此轻侮中国，则又非前日之比，异时不待较而可知之。虽能扫清中原，然非若汉光武、唐太宗馘其君长，空其巢穴，夺彼太阿，持其柄，指锐锋以向之，吾惧中国终不可以为国也。然而天下皆曰未易言也，不知祸福倚伏之数、理乱消长之机，天时人事，忽有符契，其事易于反掌。书生固不知兵，理势不容不识。常恐溘先朝露，不以其身亲见之，中夜以思，不觉揽衣而立。河西郭时圣，出示其曾大父秦公奏议，其言‘蠢尔弄兵，又何畏惮？合八州思汉之民，一举可服’。秦公平生用兵，算无遗策，非侥幸一胜者。是时西有元昊之扰，朝廷方悉力支吾，而秦公敢出此言，必成算已定，敌在目中矣。安得起公于九原，与之商较今日事机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