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定某年某月，诏旌表隆兴府武宁县进士周某等门闾。越某年某月，复御宸翰，书‘棣华堂’三大字以赐。今皇帝嗣服之某年，有旨：周某家秋赋，其即县以输。某等既承命，则以属己尉章子仁记之，又因子仁求文于某，以系于末。某惟孝悌者，民性之常，不竢教而能也。然自昔明盛之朝，必深加褒劝者，岂曰以利诱人，俾相率而为伪哉！盖天命之性虽人所同，而修道之教则君职，有不可已者。故周以六行导民，汉以三事设科，孝友弟顺皆居其首。圣朝虽循唐旧，用文墨拔士，然深山长谷穷阎下里之氓，有以至性笃行闻者，长吏必列于朝而显异之。自国初迄今，其以旌闻于书史者奕奕相望。盖风化之原，莫尚于此者。《书》曰‘表厥宅里，树之风声’，其斯之谓欤！恭惟圣明初政，他未遑及，独推本先皇遗志，隆恩茂泽，首及于匹士之微，至悯其赋输之勤，优而假之，俾无车牛任辇之役，岂非不世之荣遇也哉！虽然，周氏之所以获褒于朝者以其异也，而在周君之心，则不可少自异也。盖孝弟之至通于神明，然后为亡愧，而兄弟既翕，和乐且湛，亦曰壸范之常而非过也。然则周君其何以答上之赐哉？必也弟昆相勉，致知笃行，以求合于孔门之仁、《中庸》之诚、《大学》之至善，一旦得位于时，则移其所以事长者事君，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业，庶乎不负两朝宠异之恩，周君其然之否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