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状所载王事，出于故老所传。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动人者，不暇决择，然其本末犹得以粗见。承议汪公所作传特为整洁，至王师正删略太甚。师正他郡人，不深为稽考，务欲每事贬损。如言兵则云得数千人，言地则云据郡以守。夫以数千人守一列郡，而遽建号，虽妄庸不为也。方隋亡时蠭起之将不可胜数，其以姓名载于《唐新书·本纪》之首者，四十有八人，王之名在十数人之中，此非小弱也。功济六州之民，而心识天命所在，亦岂可忽哉？史之所书虽略，然《资治通鉴》载王据黟、歙等五州，有众一万，则与行状及汪传所书略相类矣。唐之命王以六州，盖因其所有就畀以节，不然王特以一州内附，唐何所利，复割他郡附益之哉？然云五州犹有未合者，盖《通鉴》特载于归附之日，岂疆埸之设一彼一此，在当时存者五州欤？抑欲言据黟歙外复有五州，致略其文欤？较其实则所谓六州者，盖皆尝有之，不可掩也。至于兵之多寡，则据一时籍献之数，容有罢归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