炎闻少事长，贱事贵，不肖事贤，有愿见之心，不可有亟见之意。外不失人，内不失己，然后其道两尽，是故学者谨之。三揖而进，一辞而退，古人于去就之际，有义以权之、礼以节之也。炎幼而学，学而仕，非为道也，而出于为贫，是故浮沉于下位，不敢求当世君子之知。而敷文刘公惠然顾之众人之中，引而进之。炎之所以事刘公者有公事而无私请，刘公亦察其麤能安于分义也，而以其不肖之名闻于下执事。执事者以刘公之言为信，以炎为可教也，亦引而进之。炎于是踊跃一来，其意以为学问，而非敢以他求也。炎尝闻学圣人之道，若颜子、曾子则见而知之，若孟子则闻而知之。孟子之后，道之正统绝而不传。由汉以来，士非不学，而所以学者不以章句，而以言语文章。章句之学胶于陈言，而不知古人之用心；其以言语文章为重者，亦未能入圣人之门而窥见其奥也。今世论道学所传，学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后汉有扬氏，唐有韩氏。然扬子以言语求道，韩子以文章求道。惟以言语求道，故为《法言》，曰‘吾以拟《论语》也’；为《太玄》，曰‘吾以准《易》也’。无西子之美而效其颦，亦增其丑而已矣。惟以文章求道，故为之说曰：‘《易》奇而《诗》葩，《盘诰》聱牙而《春秋》谨严’。与庄骚、太史一槩而论之，而六经之旨晦矣。且言语非不可以求道，而道则非言；文章非不可以求道，而道则非文。何者？不落其华，不探其实也。炎之所谓学者，不过举子事业云尔，言语之辨也，文章之工也，而其技极矣，道则未之有见也。夫《易》始于伏羲，明于文王，《书》始于尧舜，《诗》始于商周，而《春秋》笔削于夫子。方其未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也，而禹、臯陶、伊、周之徒其学何从得之？数君子者为圣为贤，静而正心诚意，动而开物成务，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见之明，成败死生不能摇其所立之固也，则其学固有超乎言语文章之外，而得之心传默授者。炎返而求之心，索之思，茫然其未有得也，故愿见先生而请益焉。炎以为学道者其始必有所传，而其终有以自得之。有所传者学之方，而自得之者其至也。孟子之学传于子思，子思传之曾子，曾子则亲见圣人而师之。‘一贯’之妙，夫子不以语门弟子，虽赐之达不与也，而独以告曾子。曾子曰‘唯’，一‘唯’之外，曾不容声，而门人问焉，乃以‘忠恕’语之。忠恕非一也，非一则曷为语之，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。子思之所传者忠恕尔，曰‘中庸’，曰‘至诚’，子思有以自得之。孟子之所传者中庸尔，曰‘尽心’，曰‘养性’，孟子有以自得之。故曰自得之则居之安、资之深，取之左右逢其原。而自得实难，其入有门，则其初不可无传也。盖自孟子之后，道之正统绝而不传，二程先生鸣道于伊洛之间，则道之正统绝而复传。今世语伊洛之学者非无其人，然其下者不见于践履，其高者未免于差也。夫不见于践履，则言远而旨近，似达而实蔽；而不免于差，则将以明道，适以害道而已矣。先生之学，其传之也得其宗，其行也力，其守也笃，其自信也坚，此今世学者之指南也。《语》曰：‘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’夫学者于其所见，毫厘有所必计，惧其差也，故必即有道者正之。况未有所见者，而可无以发其聩聩乎！炎为举子时，迫于伏腊之不给、甘旨之无以奉亲也，而假馆于他人之门，得学之功十三。及出而为吏，虽不敢一日舍学而嬉，然有公家之事，食其食，亦不敢苟也，而得学之功十一。今将挈其孥以归，杜门却扫于歙山之阳，早作夜寐，以求增益其所未能，策励其所不逮，是故愿一见先生以发药其愚。夫檃括多枉木，不然则不直；良医多病夫，不然则不瘳。圣贤之门，来者无绝法也。先生以为可教而教之则幸矣。论十篇以为贽，固以占其是非也。诗曰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先生之道，四海学者之所尊仰也。诗曰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’先生肯赐之教诲之言，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。干冒台严，不胜战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