郊以事天，庙以事祖祢，三代之达礼也。明堂以享帝则非郊，以享亲则非庙，夏商所未有也，而周始为之。故夫子曰：‘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’武王之伐商而归也，祀明堂以教民知孝，其礼行于朝觐、耕籍、养老之先。而严父配天之义，夫子不属之武王而属之周公者，盖明堂之礼武王主其祀而行之，其制度则周公明其义而为之也。夫义者礼之质也，故礼虽先王未之有，而可以义起。周公达于义者也，其在《周颂·思文》，后稷配天之乐章也。《我将》，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也。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于郊，故曰后稷生于姜嫄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，尊祖也。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尊祖以明有本，此百世所不变者也。而周之王业实成于文王。夫《易》始于《乾坤》以定君臣之分，则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，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。虽然，《诗》之《国风》始于《关雎》，《小雅》始于《鹿鸣》，《大雅》始于《文王》，《颂》始于《清庙》，皆文王之诗也。《关雎》有王者之化，《鹿鸣》有王者之政，《大雅》始于文王则受命作周矣，《颂》始于《清庙》则盛德有百世之祀矣。武王之伐商也，誓于孟津，誓于牧野。其伐商而归也，告于群后，无不以文王为言，则王业成于武王，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。配天于郊则不可以二太祖之尊，烝尝于庙则不足以明文王之德，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。此义之所当然、礼之所从起，而非厚于其祢也。知此则周公制礼之义明矣，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，《考工记》固尝言之矣。夏有世室，宗庙之制也。殷有重屋，路寝之制也。而周有明堂，其制一堂而五室。郑康成曰：或举宗庙，或举路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同制。康成之言固不足证，而《考工》所记亦未可尽信也。其未可尽信者何也？若有堂室而无坛𫮃，则严父配天当在宫室之中矣。先王之礼，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，祀日月星辰，祀四郊，祀方，望山川，皆坛而不屋。汉文帝作庙以祀五帝于渭阳，夫五帝五人帝也，祀之于庙，人且议其非礼，况祀天帝之尊，乃即宫室行事，而谓周公为之乎？故曰《考工》所记未可以尽信也。夫《考工记》，先秦古书也，且难以尽信，则诸家之异说纷纷，从可知矣，是故莫若求之于经。夫传记有之，经无之，不得已而从传记可也；传记有之，经亦有之，舍传记而从经可也，舍经而从传记，可乎哉？此理至易晓也。二《礼》，周公之经也，《周官·司仪》将合诸侯则为坛三成，宫旁一门，此明堂之说也，然略而未详。《仪礼》所载则详矣，诸侯觐于天子，为宫四门，为坛其深二尺，加方明于其上而设六玉焉。上圭下璧，祀帝也。圭璋琥璜，祀四方也。于是拜日、礼月、祭天、燔柴，此则明堂之坛而祀神以为盟也。既盟，王设几即席，诸侯之驾不入王门，奠圭缫上，此则明堂之宫，而明诸侯以为朝会也。其盟会诏于明神，是故谓之明堂。郑康成曰：‘王巡守至于方岳，诸侯来会，亦为此宫以见之。’康成以知方岳之为此宫，而不知此宫之为明堂。是说也，吾于《孟子》有证焉。齐，国于泰山之下者也，宣王之时明堂尚存。赵岐曰：‘泰山下明堂，本周天子东巡守朝诸侯之处也。’是说也，吾于班史有证焉。汉武帝之东封也，泰山东北阯有古时明堂处，则宫坛不存，而其阯犹在也。虽然，郑康成、赵台卿知时会殷同之有明堂，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诸侯祀五帝之义也。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盖即其坛而祀之；辅成王负扆以朝诸侯，盖即其宫而朝之。由此言之，明堂制度与其礼典，晓然如指诸掌，可以决千载之疑议，摈诸家之异说矣。夫诸家之说不一，皆臆度而意之也。是故或失之诞，或失之谲，或失之陋，或失之侈，或失之杂，皆非所以论周公之典礼也。吕不韦之《月令》：‘南有明堂，左右有个，与月迁徙，以眂朝而布政’，此失之诞者也。大戴之《记》则曰‘上圆下方，九室，每室四户八牖’；桓谭《新论》又从而广之，以为有四闼以法四时，十二坐以法十二月，此失之侈者也。蔡邕所论又以太庙、灵台、辟雍合为一区，此失之杂者也。《晏子春秋》所传茅茨蒿柱，则陋而不中礼；公玉带所图复道曾楼，则诡而不经。折之以二《礼》，其说盖不攻而自破也。大抵圣人制礼必有大经，而寓于度数则有节文。大经本也，议礼者之所当重；节文末也，议礼者之所当轻。明堂之礼，下则以朝诸侯，上则以事上帝，大经存焉。若夫坛𫮃之有崇卑，堂室之有广狭，区区节文之末，酌其宜而为之，虽或异于古人，何病焉？自汉以来，儒者之议明堂至今不决，而考《礼经》残阙之文，断以臆见则备矣。虽然，汉儒所传，不敢尽诬以为非，亦不可尽信以为是，故详其义于《礼经》而折衷焉，所以不避其僭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