郊丘之辨者有三：圜丘以事上帝，方丘以事地祇，而四郊以事五帝。圜丘谓之南郊，方丘不谓之北郊，何也？因理而处其当然者义也，因义而制其节文者礼也。苟无节文，不足以为礼，是故祭地之位，《戴记》谓之泰折，《周官》谓之方丘，《诗》、《书》谓之冢土，而正其名曰‘大社’，不曰北郊，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。《记》曰：‘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’，而公羊氏亦曰‘天子祭天，诸侯祭土’。诸侯既有社矣，谓之祭土，不谓之祭地；何也？吾于孔安国、韩婴之言有证也。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，其命诸侯，惟以方色之土予之，使归而立社，则诸侯之国有社而无五土之大社，等级有间。是故诸侯可以谓之祭社，其祭社可以谓之祭土，不可以谓之祭地，而天子祭天谓之南郊，其祭地不谓之北郊，皆所以谨礼之节文也。夫子曰：‘礼者义之实也。’祭天于郊，南面阳也。祭地于社，北面阴也。天尊地卑，王者父天母地，不敢悖尊卑之大义也。汉儒记礼之言曰：‘祭帝于郊以定天位，祀社于国以列地利。’以帝对社，则社主于祭地，其证一也。‘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殖’，以郊对社，则社主于祭地，其证二也。‘天子大社，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’，夫社坛而不屋，谓之达天地之气，则社主于祭地，其证三也。天神莫尊于上帝，地祇莫尊于后土，是故事天于郊，所以祀上帝也；事地于社，所以祭后土也。而郑康成则曰：方丘所祭神在昆崘者也，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。甚矣，其说之不经也。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谓之郊，则与祀后土者有异义焉。天地相配，疑于相敌，五帝贵于百神而降于大祇，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，嫌也；祀五帝命曰四郊，无嫌也。故凡经之言上帝者皆天也，其言五帝皆人帝也。《记》曰：‘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诸侯方祀，祭四方’，则祀五帝于四郊是也，方祀则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。郊丘之义，天神地祇人鬼之等，于经皆有见焉，则先王之礼意犹存。自郑康成引纬乱经，持诡说以汩正论，而先王之礼遂晦而不明。盖汉儒之论经，党同伐异，求伸其专门之说。自世祖以来，谶纬之学盛行，是故何休假纬书以言《春秋》，康成假纬书以言礼，皆欲因时君所好，借纬为重，而求其说之胜也。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。王肃曰‘郑氏学行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’，盖诋其以纬乱经也。后世之言礼者考信于经，合于经则得之，不合于经则失之，故吾之论郊祀，详于稽经而略于议史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