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天下是非存亡有当于理，不幸言非其人，后世遂并其说废之而不察者，苏秦是也。春秋之后，诸侯相兼，一变而为战国。战国之别六：韩、赵、魏者，晋之所分，而齐、楚、燕，则其旧国也。方春秋时，齐小白始伯，孔子书于《春秋》，不少假焉，至与其弟子从容论管仲，则曰：齐小白‘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力也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’则小白、管仲之功，吾先君子岂少之哉！小白没，宋襄公图伯，欲假仁义行之，而不成，鹿上之盟固已贬矣。而晋重耳复兴，战城濮，会践土，遂与召陵之盟并录。终春秋世，主盟中国者皆不能外晋。孔子区区于二伯，凡以为楚也。秦亦是蛮夷之国，自穆公辟西戎，拓地数千里，十四传而为献公，复修穆公之政，败晋石门，天子贺以黼黻，浸以盛大。孝公继之，得商鞅以富强，而周益弱，东望遂有吞天下之心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何止被发左衽之忧而已乎！诸侯有能合力以拒秦者，固孔子之所与也。孝公之十九年，周致伯于秦，诸侯毕贺，齐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五大国皆北面委己而朝之，其不至者惟燕尔。此岂特楚成王之比？天下固已去周而事秦矣。而苏秦独自燕入赵，为从说以说诸侯，诸侯翻然大悟，瞋目扼腕，无不欲被甲持刃，加兵于秦之境。使其间有一小白，外率诸侯以问秦罪，内相与共奖王室，则苏秦与管仲何如哉！惜乎其学出于揣摩，未尝卓然有志天下。反复无常，不守一道，度其隙苟可入者则为之，此揣摩之术也。故始求说周，周显王不能用，则去而之秦；再求说秦，秦孝公不能用，则去而之燕，幸燕文侯适合，而从说行。其所以说周者，吾不能知；若秦孝公而听之，则必先为衡说以噬六国，何有于周？此苏秦之所以取死也。嗟夫！方苏秦用事，孟子盖亦往来乎梁惠王、齐宣王之间。威文之事、管晏之功，固孟子之所讳也，当世之君能用孟子，则复何言？不然，与其坐毙六国，并周而灭之，孰若推苏秦之说，用之以道，则六国未必遽亡；六国未遽亡，则秦必不敢肆；秦不敢肆，则周必可以少延以待兴者，苏秦虽与为管仲可也。故以孟子论苏秦，则苏秦为罪人，君子所不道；以管仲论苏秦，则秦之说不可废，仁人志士或将取之。世乃概列为从横家。夫从人之与衡人，相去远矣，太史公言张仪之恶甚于苏秦，不欲使秦独蒙恶声，故详著其行事。仪、秦之别，曾何足相重轻？吾姑自其说言之云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