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礼之载于成书者有三，其声明藻色，发越璀璨，完然为一王制，莫如开元。盖自高祖受命，太宗以英睿之资实左右之。祓除氛祲，廓清天步，芟繁夷颣，民乐息肩，因奠其室庐，燠而哺之，典章文物之盛，势未暇及。逮贞观间，治隆化醇，海县谧如，迺益眷礼儒学，论讲宪章，诏房玄龄等增修礼文，成百三十八篇。然大率仍隋之旧，厥制未备。高宗显庆中，又命长孙无忌等重加纂集，颇附益之，至一百三十卷。而义府、敬宗之徒，多希旨傅会，芜杂不典，当时固已嗤鄙之。其后二礼兼行，凡抵牾不合者，有司临事参攷，无复定制。明皇励精图治，懋建丕烈，受报收功，中外禔福。搜裒阙逸，斧藻隆平，于是追复先王垂宪，效饬前作而是正之，兹其时矣。开元十年，命韦縚为礼仪使，实掌五礼。十四年，王嵒建言，请删去《礼记》旧文，而益以时所施行者。帝重其事，下集贤院议之。学士张说以为《礼记》不刊之书，不可改易；贞观、显庆礼宜加折衷，以为唐礼。诏从其议，俾徐坚、李锐等撰述。其后萧嵩代锐，复奏王仲丘撰定，为一百五十卷。由是牲币之用，鼎俎之器，多寡丰杀之节，升降揖逊之仪，莫不完具矣。攷观昔之论治者，于礼乐则曰不相沿袭，此特指其迹耳，若其意，岂有今昔之殊？顾制作当其时，论著得其人，断而必行有其志，则先王之盛岂难致哉！自秦变古，所以善民心而出治道者扫地无余。汉之叔孙通始定绵蕞之仪，徒取论卑而易行。故后世庸师陋儒，甘心于残编脱简之间，而时君世主往往视为阔疏，不以经意。间欲有所设施，卒无所参订，因不复置议，安能作为大典，以传来世？明皇独能远览治古，因时有为，招延该洽，俾加论著，取尊经之宏议，断而必行，用能新一代典礼，垂光无穷，顾不伟哉！抑尝即其时而论之，贞观之治非不盛也，必待开元而后备者，犹大钧播物，坱圠无垠，机发轮运，一息不停，然寒暑之功，久而后著。是以周之礼乐，至成王而庶事备，盖缉熙而增光之，理实有待。唐之制作，何以异于是耶？韩愈尝读《仪礼》，惜其不及进退揖逊于其间。夫周室远矣，使愈出于开元时，其所愿欲，庶几获偿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