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帝仁柔之主，非有武之刚锐、宣之严毅也。及参稽帝之行事，见其居重驭轻，总揽大权，虽武、宣之君不能过，而后知人君如帝，正所谓仁而有勇、宽而有制者也。方其乘诸吕既诛之后，自代入继，习见南北两军之权，能为社稷之轻重，故于天下未定、群臣反侧未安之始，即拜宋昌为卫将军以领之。及天下已定，人心已安，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宠，渐不可长也，于是不二年间即罢昌之兵柄。一呼吸指麾之顷，两军权自天子出也。故小而信近之臣，禀命惟谨，不敢窃弄威柄于冥冥之中；大而元功宿将，奉身寅畏，凛凛乎如履渊冰之上。百司庶府不敢慢令于其内，诸藩侯王不敢抗衡于其外。吁，何其壮也！且七国之变，不遽发于文帝之时者，人谓吴、楚包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，惟赖文帝优游而涵容之，故其谋无因而发，景帝用晁错削地之策，始激其变。窃以为不然。以文帝之时观之，盖未尝无间隙可激诸侯之反者。淮南王长首犯不轨，死于蜀道，当时有‘尺布斗粟’之谣。此有可乘之隙一也，而七国不反。济北王兴居与平、勃之徒共平诸吕，以封爵不如意而谋作乱，卒起平之。此有可乘之隙二也，而七国不反。帝太子与吴王濞太子争博，以棋局杀之，吴王怨望，失藩臣礼。此有可乘之隙三也，而七国不反。有此三间之可乘，而七国终莫为变者，非不欲为也，文帝收兵权于上，七国退听于下，虽欲为乱而不可得也。嗟夫！文帝天下之仁君，而能果于用天下之权，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欤。昔者，圣人作《易》，至《巽》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，其象曰：‘垂巽以申命。’至《系辞》又以‘巽以行权’言之。夫巽者，柔顺之谓也。圣人惧夫柔者之易玩而顺者之易狎也，故于出命之际，先庚三日以令之，犹以为未足，必后庚三日以申之，庶几可以警天下之耳目，而巽之权得以行焉。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古之人有得《巽》之义而能用天下者，文帝其当之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