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帝初政，良有可观。盖制事周密，为虑深远，恳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，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见也。文帝以庶子居藩国，入践大统，知己之立为汉社稷，非为己也，故不敢以为己私。有司请建太子，则先示博求贤圣之义，而又推之于吴王、淮南王；有司请王诸子，则先推诸兄之无后者而立之。其辞气温润不迫，其义诚足以感人也。凡所以施惠于民者，类非虚文，皆有诚意存乎其间，千载之下，即事而察之，不可掩也。史于其编年曰：‘帝既施惠天下，诸侯、四夷远近驩洽，乃修代来功。’观诸此，又可见其明先后之宜，而不敢私己，作史者亦可谓善发明矣。其待夷狄盖亦有道。以南越尉佗之强恣，自高帝犹难于服之，而帝特施恩惠，遣使遗以一书，而佗即自去帝制，下令国中称汉皇帝贤天子，皇恐报书，不敢慢。予尝详味帝所与书，则知忠信之可行于蛮貊如此。书之首辞曰：‘朕高皇帝侧室子也，弃外奉北藩于代。’盖后世之待夷狄，往往好为夸辞，于是等皆在所盖覆矫饰以示之者也，而帝一以其实告语之。彼亦豪杰也，见吾推诚如此，则又安得不服！故其报书首曰：‘老夫故越吏也。’文帝不以高帝侧室之子为讳，则佗敢以越吏为歉哉？若吾以骄辞盖之，则彼亦且慢以应我，必然矣。推此一端，忠信可行于蛮貊，可不信哉！以文帝天资之美，初政小心畏忌之时，得道学之臣佐之，治功之起岂不可追三代之余风？惜其大臣不过绛、灌、申屠嘉之徒，独有一贾谊为当时英俊，而谊之身盖自多所可恨，而卒亦不见庸也。故以帝之贤，仅能为一时之小康，无以垂法于后世。如淮南、薄昭之事，未免陷于刑名之家，衰世之事。至于即位岁久，怠肆亦萌，新垣平之邪说故得以入之。然终以其天资之高，旋即悟也。其终诏有曰‘惟年之久长，惧于不终’，盖可见帝之能察乎此矣。呜呼，亦贤矣哉！故予犹重惜其诸臣之无以佐下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