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熙五年秋，诏新安朱侯熹起家为南康守。越明年三月至官，慨然思所以仰称明天子德意者，首以兴教善俗为务，力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宫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，贻书其友人张某曰：‘濂溪先生尝领是邦，祠像之立，视他州尤不可以缓，子盍为我记其意？’某既不克辞，则以平日与侯习讲者述之以复焉。自秦汉以来，言治者汩于五伯功利之习，求道者沦于异端空虚之说，而于先王发政施仁之实，圣人天理人伦之教，莫克推寻而讲明之。故言治若无预于学，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。孔孟之书仅传，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，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，可胜叹哉！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，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，推本太极，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，人物之所以生化，于是知人之为至灵，而性之为至善，万理有其宗，万物循其则，举而措之，则可见先生之所以为治者，皆非私知之所出，孔孟之意于以复明。至于二程先生，则又推而极之，凡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用工，本末始终，精粗该备。于是五伯功利之习无以乱其正，异端空虚之说无以申其诬，求道者有其序，而言治者有所本。其有功于圣门而流泽于后世，顾不大矣哉！春秋奉尝，徧于学校，礼则宜之，而况此邦尝为先生所领之地，祠像久焉未设，诚缺典也。今朱侯下车，未遑他议，而首及乎此，可谓得为政之本矣。《诗》曰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朱侯之所以望于来者，岂不在于斯乎！虽然，某又有说焉。盖自近岁以来，先生之书徧天下，士知尊敬讲习者寖多，而其间未免或失其旨，妄意高远，不由其序，游谈相夸，不践其实，反以病夫真。若是者适为吾道之罪人耳。夫惟淳笃恳恻，近思躬履，不忽于卑下而审察乎细微，是则为不负先生之训，其于孔孟之门墙，庶几乎可以循求而进也，此又岂非朱侯所望于来者之意乎？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