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熙四年秋，知雷州李侯以书来告曰：‘雷旧有学宫，比岁日以颓坏。今焉葺治一新，愿请记以诏其士。且希白先生尝为是州，宜公之所加念也。’惟希白先生实某之曾大父，至和元年以殿中丞来守雷州，今厅壁题名具存，故李侯援以为请。然某幸得备帅事于此，所当以风教为先务。闻雷学之成，虽微此请，固愿有以告也，而况李侯之言如此哉，嗟乎！舜、跖之分，善与利之间而已矣。譬之途焉，善则天下之正逵，而利则山径之邪曲也。人顾舍其正而弗由，以自陷于崎岖荆棘之间，独何欤？物欲蔽之，而不知善之所以为善故耳。盖二者之分，其端甚微，而其差则甚远。学校之教，将以讲而明之也。故自其幼则使之从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，以固其肌肤，而束其筋骸，又使之诵《诗》、读《书》、讲礼、习乐，以涵泳其情性，而兴发于义理。师以导之，友以成之，故其所趋日入于善，而自远于利。及其久也，其志益立，其知益新，而明夫善之所以为善，则其于毫厘疑似之间，皆有以详辨而谨察之。如驾车结驷，徐行正逵，所见日广，所进日远，虽欲驱之而使由于径，不可得已。故曰：‘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’此学之功也。自学校之教不明，为士者亦习于利而已，故其处己临事，狥于便安，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，于富贵利达，志夫苟得，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。夫惟狥于便安而志夫苟得，则亦何所不至哉！间视其所为，虽有涉于善事，而察其所萌，则亦未免出于有所为而然。至于挟策读书，亦是意耳，终身由之而以为当然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！故曰‘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’，可不畏欤！夫后之为治所以不及于古之世，而其人才所以不及于古之人者，当在于是。然则学校之教，其所系顾不重矣哉！今李侯既不鄙其士，而新其学宫，然其所以为教者则又不可以不明也。故予独以善、利之说告之，使不迷其所趋。雷之士诚能因予之言，如古之学者从事于洒扫应对之际，以涵泳乎诗书礼乐之中，从师亲友，久而勿舍，将必有能辨之者，亦非予言之所能尽也。李侯名茆，字叔茂，长沙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