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武鉴西都末世之弊，故汲汲然崇尚风节，而不忘遗逸之举，亦可谓知所当务矣。盖自三代而降，在上者以爵禄而骄士，在下者慕爵禄而求君，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。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遗逸，则是不敢以爵禄而骄其士，反有求乎士之意，则于克己养德，所助固不细矣。况风俗委靡之中，而见时君所尊礼延纳者乃在于恬退隐约之士，岂不足以遏其奔竞之风而息其侥幸之意，于风俗所助又不轻矣。在光武时，虽曰举遗逸，然固有召而不能致，致而不能用者，而其流风余韵，犹足以革西京之陋，而起名节之俗，则其为益固岂浅浅哉！《语》曰：‘举逸民，天下之人归心焉。’盖不遗贤于隐逸，则天下之贤才孰不归心？贤才归之，是天下之人举归之也，岂非为治之总要乎？然尝怪严子陵竟不为帝少屈，何邪？攷子陵之言论风旨，亦非素隐行怪，必欲长往而不反者。彼与光武少而相从，知其心度为最详也。以谓光武欲为当时之治，则当时之人才固足办之，而无待乎己；若欲进乎两汉之事，则又惧有未能信从者。不然，徒受其高位，飨其尊礼之虚名，则非子陵之本心也，故宁不屈就之。然而以子陵为光武之故人，名高一世，而竟高卧不屈，光武亦不敢以屈之，其所以激顽起懦，扶植风化，助成东京风俗之美，人才之盛，其为力固亦多矣，岂不美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