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近年以来，窃见尊兄往来书问之间，讲论知见甚异畴昔，每用敬叹，且因得以开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，独恨相去之远，顾以未得详日用间事为念。盖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闻，古之人于其知见之进，则又顾其躬之所履，每患其不及，而惟惧其有所偏焉，故能日新而不疚。此某所以亟欲详闻用工进德之实，以为相观而善之益也。幸共甫之来，可以询问，则首访而尽请焉，得之共甫者亦多矣，其所以慰鄙心而增叹仰者固不用言。独其间有使人不能无疑者，切切偲偲之义，则在所不敢默也。闻兄在乡里，因岁之歉，请于官得米而储之，春散秋偿，所取之息不过以备耗失而已，一乡之人赖焉，此固未害也。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，兄闻之，作而曰：‘王介甫所行，独有散青苗一事是耳！’奋然欲作《社仓记》以述此意。某以为此则过矣。夫介甫窃《周官》泉府之说，强贷而规取其利，逆天下之公理，而必欲其说之行，用奉行之小人，而必欲其事之济，前辈辨之亦甚悉矣，在高明固所攷悉，不待某一二条陈，而其与元晦今日社仓之意，义利相异者固亦晓然。度元晦初亦岂有所取乎彼哉，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作，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，故并以介甫之为亦从而是之。是乃意之所加，不自知其偏者也。譬之有人焉于此，执权以称物之轻重，初未至于偏也，或指而告之曰‘此为重矣’，执权者主其说曰：‘吾犹觉此之轻也！’于是复就其所指之处增之使重，而其偏始甚矣。且元晦谓介甫青苗为可取者，以其实之可取乎，抑以其名之可取乎？以其实则流毒天下，固有显効；以其名则不独青苗，凡介甫所行，其名大略皆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非特此一事也。窃取之名而何取乎？且介甫自以其为鄞县尝贷谷而便于民，故以谓可行于天下。执一而不通天下之务，立法无其本，用法无其人，必欲其说之行，故举天下之异己者尽归之流俗，于是来合其说者无非趋附之小人。既欲其事之济，则用其说之合者，小人四出，以乱天下，其势则然也。介甫初亦用程明道及吕晦叔辈，其意岂不用贤，而以其天资视吕惠卿之徒为何等哉？惟其欲其说之济，故摈异而用同，卒至弃仁贤而任群小也。今元晦见吾行社仓于一乡为目前之便，而遂以介甫之事为有可取，无乃与介甫执鄞县所为而遽欲施之于天下者相类乎？似不可不周观而深察也。此虽为一事，然明者胸中因人激作而为之增加斤两，以至于偏，则惧甚有害耳。来者多云会聚之间，酒酣气张，悲歌慷慨，如此等类，恐皆平时血气之习未能消磨者，不可作小病看，前书亦尝略及之矣。某每念人心易偏，气习难化，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觉乘快偏了，若曰偏则均为偏耳。又虑元晦学行为人所尊敬，眼前多出己下，平时只是箴规它人，见它人不是，觉己是处多，它人亦惮元晦辨论之劲，排辟之严，纵有所疑不敢以请，深恐谀言多而拂论少，万有一于所偏处不加省察，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。念世间相知孰逾于元晦，切磋之义，其敢后于它人！况某之不敏，朝夕救过不暇，正有望于药石之言，亦求教之一端也，惟深察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