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曲水令宇文中允，吾乡之前辈先生也。熙宁间，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汉州，以礼致公典郡之学。今两书具载《伊川集》中，谓公不以荣利屈志，道义为乡里重，非特今人之难，古人所难，则其人不问可知矣。又况司马文正公与范文忠公相与称道纪述，皆足以垂信于方来哉？元祐修《裕陵实录》时尝为公立传，颇采文正所称著于篇末。至绍圣章惇、蔡卞得志，改易旧史，乃谓公于法不当立传，元祐诸人独以司马丞相故私公。小人不知《春秋》贤而得书之义，顾反用私意诬公论，类如此。绍兴初，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，尽黜奸臣之说，于是公复得立传，是非久而自定，此天也。今吾邑绵竹附郭之南有所谓止止亭者，公所归隐之地也。清泉老木，固亦无恙，而公之风烈，后生知所师慕者鲜矣。嗟夫！君子之仕，本以行道也，非欲贵求富也。昔之人道不得行，则不敢以居其官，若公岂忘世而素隐者哉？身为县令，以字民为职，而扼于势，不得其职，引而去之，义当然耳。观公之去，犹以胸中所欲言者为书献之天子，则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隐，抑可见矣。古之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使公而得时与位，则其于古大臣之事，岂不可望庶几能之邪？世衰道微，仕者狃于习俗，憧憧然以欲贵求富为心，而君臣之义益以不明。如公之风烈，要当表而出之，庶几来者有所感动兴起，夫岂小补邪？其家将刻元祐、绍兴所立两传，并以诸公之文附列于后，求某为书，念不敢辞，而不知其为僭越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