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显王十四年，齐威王、魏惠王会，田于郊。惠王曰：‘齐亦有宝乎？’威王曰：‘无有。’惠王曰：‘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，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？’威王曰：‘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，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吏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徙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此四臣者将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？’甚哉，贤者之有益于人之国也！盖尧舜之肇立人治，三代之享国久长，莫不以得贤为基。故春秋战国以来，凡数百年，余泽未泯，当时列国争以得士为重。然则，齐威王之言非春秋诸侯之言，唐虞三代之流风遗法也。虽然，当是时岂惟齐哉？楚以得臣重，郑以子产重，晋以叔向重，魏以田子方重，燕以乐毅重。自是而后，汉唐开基之君，守成之主，皇皇汲汲，求若弗及，盖亦习见三代战国之遗，而深监亡秦贱士之失也。炎绪六叶，至于武皇，雄材大略，运动一世，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兴大学，修郊礼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建封禅，服匈奴，平氐羌，荡南粤。绍周后国势尊彊，治效彪炳，亦既同风三代矣。而帝也方且今年求茂异，明年举将相，既招独行之贤，复思跅弛之士，若一时不足于用者，何哉？唐之初造，四方未一，干戈未收，乃开馆宫西，延置英杰，异时所与基三百载之业，成贞观之盛。若杜如晦，若房玄龄，若虞世南，若褚亮，若姚思廉，若于志宁之徒，皆极一时选，毕萃天台，亦若不可一朝缓者。盖高祖、太宗知夫翊扶昌运，垂宪后昆，非若是不可也。下而戎狄异类之立国，亦必以人，不然元魏之据有中土，胡为而独久哉？戎狄之窥中国也，亦以人而为叛服，不然，何以虏酋相戒，愿勿以晋为图哉？然则是道也戎狄犹知之，其可以堂堂中国而无可惮可畏之人乎！矧今也新附未一，外扞未严，将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，兵怯且贫而不足以应缓急，人心未奋，士习未清，《羔羊》之操微，骨鲠之风熄。管仲有言：一岁之计在植谷，十年之计在植木，百年之计在植人。盖人才之盛，非一朝一夕之功也，涵养数世，封殖百年，然后可以足一代之用。夫苟长育之功不加焉，则前者浸没，后者未成，世变不齐，人才中乏，识者盖深忧之。故臣区区之愚，谓已成者当晋擢之，未成者当长育之，不唯可以供一世之求，抑亦可以遗子孙之用。虽然，奇才不世出，中人满天下，必得夫文武兼资，望闻盖世者而用之，则其在朝也可以尊中国之威，在外也可以壮长城之势。虽中外有故，仓卒变兴，而国势自重于九鼎，人心亦安于泰山矣。方晋南渡，士大夫有见王导者，曰：‘吾今日见管仲，无复忧矣。’然则无有如导者，安得而不忧邪？导不足言也。尧舜之智不徧物也，亲贤之为急，唯圣心加之意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