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君《说要》之书，取太极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而一之，此圣人之心而未见之于言者也，而胡君发之。至论阴阳之中而及于春秋之分至，要皆非口耳之学也。子思子之言曰：‘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’此为论道者言之也。又曰：‘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’此又为行道者言之也。夫论道而过之则为荒，不及则为陋，非中也；行道而过之则为矫，不及则为污，亦非中也。唯言之而顺，则道自明；履之而安，则道自行。后世以来，其在天下国家，则谋议日多而事功不立；其在学士大夫，则讲学日盛而践履缺然，识者固忧之。胡君之为桐庐也，民安其仁，士服其教，见之政事而反之躬行，无一而非中，非世之徒事空言者。其徒徐君既取其书刊之，且卷卷然以序为请，至于再三不置焉。即是以占其心之所存，则于其行也必力，是又当秉笔以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