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历同出，历辄变辄差，而律之为乐也，亦议论更改而不定。恭惟国朝始用周乐，以治继乱，所损益可知也。故艺祖以其声高，且命和岘讨论之。先之以西京铜望臬，次之以上党羊头黍，由是而雅乐和畅，盖下于向也王朴一律矣。垂八年，而李照始非之，阮逸、胡安定复起而攻照之失。胡、阮之失也，而徐复、房庶又非之。故仁宗之世，而乐屡制焉。其后也，司马温公以一黍之广为尺，而后制律，则是安定而非房庶；范蜀公用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，而后生尺，则是房庶而非安定。崇宁中，蜀公一故吏以公旧所制作之说来上，而《大晟乐》以调。夫使温公而闻《大晟》之奏也，其善之耶？其未耶？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昔景祐间韩琦、丁度惟厌其是非之无辨也，故琦之言曰：‘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，斯乃治古之乐，可得以器象求乎？’噫，信斯言也，古人累黍之纵横长广以校其毫厘，非耶？度之言曰：‘岁有丰俭，地有肥硗，黍验不齐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槩尔。’噫，信斯言也，今之定律随时高下，不必倣诸古耶？嗟夫，音之难知也如此哉！况乐又有大可疑者，君子不可不辨也。太常之乐，设而不可听；教坊之乐，听而谓之淫。然则古乐果若是其不可听，而可听者皆为淫声哉？今之人不能听古乐，而古乐感当时之人，何也？诚恐太常之乐未必合古，即教坊之乐而谐之以正声，乃其所以古也。否则，因古之器而理今之声，其庶几古乎非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