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君子，言必虑其所终，行必稽其所弊，其故何哉？盖君子之言，载之行事，传之典册，而垂之不朽也。言而不虑，岂独无传哉，百世之下，有受其弊者矣。萧何之治未央宫也，高帝以过度罪何，何曰：‘天下方未定，可因以就宫室。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。’呜呼！岂其不虑哉，何其失言至于如此也！以礼考之，天子之制，有三朝，有九门。以《考工》言，夏后氏有世室，商人有重屋，周人有明堂。未央之作，立东阙、北阙、武库、太仓而已，于礼未侈也。高帝之意，以天下之众，毒于兵戈者久矣，疮痍者未瘳，呻吟者未绝口，不欲以土木之功重伤而亟困之也。何于此时，免冠以谢可也，援古以议可也。免冠以谢，不失为长者；而援古以议，且足以杜后世之侈心矣，奈何区区忧后世之有加耶？谓天下方未定，可因以就宫室欤，则洛邑之营，周公为后时矣。谓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则宫室之卑，夏禹为罪人矣。言之谬悠，固可知也。夫以萧何仓卒之对，一言之失，未为大咎。然而青龙之间，土木并兴，宫室崇侈，民力苦于重伤，国用困于不给。迩臣之言，非独高堂隆而已也；老臣之言，非独陈群而已也。魏帝之论，方有以杜其口而钳其舌，以萧何之议足以借口也。汉魏之相去数百载矣，愚恐至此而何始有以责焉。孙盛之论，以汉承周秦之弊，宜敦简约之化，而何崇尚宫室、示侈后嗣。此武帝千门万户所以大兴也。魏氏之兴，四海方罹涂毒之苦，而述萧何之过议，岂不昧于得失之理哉？若盛者，可谓确论矣。古者之言，以萧何之佐汉，岂不谓忠臣哉？一言之失，从而责之，则天下无完人矣。呜呼，是岂知言者哉？盖君子不以人废言，亦不以言废人。阳虎之言，孟子之所取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孟子之所去。去取之间，如此而已。《诗》曰：‘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’呜呼，岂何之谓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