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天下之事，常患于不得已而为之。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为者，非其心之所乐，而势有所迫故也。勉强而为之，既立而不可变，则将拱手而待患。是故古之圣人，其深谋远见，所以忧虑天下之故者，莫不备其害，先为之防，曲为之备，使天下不幸有不测之变，而吾常从容制之而不乱，无卤莽苟且之计以为后世之患。呜呼！此先王之制，后世之所以不可及欤。窃尝譬之世之浅人，有居于河濒，而幸水之不至也，则安然而不为之备，一旦水至，则徬徨四顾，莫知所为，于是毁室徙薪而塞之，而后免于没溺之患。然是人也，能解目前之患，而退有失所之忧，既已失于其初，而后将复之，则薪与木者，既已溺于水而不可动矣。彼其初岂不爱室与薪哉？势有所迫故也。故天下之事，亦何以异于此。圣人者惟先见其害而预为之备而已。然岂有他术哉？是亦筑防以忧溺，贮水以救焚者之智也。昔节度之制，起于景云、开元之间，然其所治者，不过于边方控制之邦而已。天宝之乱，安、史横行于中原而莫之禁，天子兵弱而不能制，则其势不得不倚节度之兵。而节度既已有功，则虽欲变之而不可。大抵至德之后，天下之兵无虑数十万，皆属于节度之府，是以天下之兵，仰食于度支，赏罚于天子，而权归于将军。天子养之于上，而将军实收其权于下，故驱之以不义之名，置之于可畏之地，则俯首尽力而不敢辞。及天下既平，前日之乱已去，而节度之患，固已不胜其深矣。呜呼！天下之情，不可使苟有所安也。使安于义耶，则吾固无求乎其他；使其不义而安之，则吾将欲改而不可得。彼天下之兵，其势既已如此，则人人有当然之心，虽欲改之，其道无由。盖肃宗之时，大盗既平，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，则其所不能变节度之弊，宜无足怪。然以宪宗之英明，锄荡铲革，而卒亦不能一之。呜呼！势之所习，不亦甚固哉！盖尝以谓唐之末年，其君非有可亡之实也。夫文、武、宣之三君，其才可与有为，而一时之臣又非皆不可用，而其纪纲法度不须臾而坏，盖其大势已去，虽有绝巧，无所施之矣。故唐之患不起于僖、昭之间，而起于天宝之际；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，而起于节度之有功。呜呼！使天宝之际不为是苟且急迫之制，则僖、昭之患何自而起？而使吾初不倚节度之功，则河北之区区，虽欲传袭，其可得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