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汉以来，其能制四夷，使不为中国患者，莫若唐。然独一区区之吐蕃能困之，岂其制之未得其术耶？自太宗以来，固已屡失其术，而其尤可笑者，平凉之盟也。匹夫操刀而杀人，则必从容伺察，待其不备而后发。执刀而呼曰：‘束尔手，吾将杀汝！’则虽贲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。何则？人固不可易也，不然则必待狂疾者也。使之束手而杀之，告之杀而不避也，则亦必狂疾者也。吐蕃之于唐，固非有深诚笃信之可以不虞也。方德宗之时，吾方疑之，彼曰：‘必使多尔大臣而后盟，惟杜希全、李观而后可。’择其地利，则曰：‘必土黎树而后可。’彼得杀吾之大臣，而劫二将以空泾原、灵夏之备，而择险阻之地以为设伏之利，此其必变之迹，特未曰吾将变耳。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谋，而求我成之，其易我也甚矣。而唐之将相大臣，晏然不之虞，如接君子长者，与之握手坛上而不少备，此何以异于将杀之则告之束手，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？彼浑瑊者，忠有余而智不足者也。古之善将者，远至于邻国之动静皆知之，夫岂有他术哉？测之以谋而伺之以实尔。夫缚其二将而不知，三万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觉也，则安在其为智也？呜呼！平凉之盟，所以大可叹也。彼尚结赞之智，何足贵也，是杀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，其为智亦殆矣。彼李晟之智，不可与盟也，是知人杀之则避者之智也，其可否之间亦明矣。当是时，唐臣之如浑瑊、马燧者，亦可谓善将矣，而犹如此，况无二臣者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