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先王之时，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者，何也？夫天下之情无穷，而刑之所治有极。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，以治无穷之情，而不得少议于其中，而惟法之知，则天下之情，无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实欤？是以先王之时，一权诸人而不任法。是故使法出于人，而不使人出于法。至于后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，不能如先王之盛时，淳厚之德衰，而吏有率私以立法，恃其无法而放肆者，故后始有刑法之书以治天下。然天下之弊，虽不可以不救，而天下之情，不可枉也。是故法简网疏，而人与法两立而不偏废。穆王之刑，以为轻重诸罚有权。夫五刑之属止于三千者，法之所不可移，惟其轻重之间有所谓权者，是故犹不废行法者之志。方是时，罪入于法之内则归之法，罪出于法之外则归之权，虽不如先王之盛时，而天下犹未受其弊。呜呼，奈何一归之法而不任人也！自秦汉以来，治天下之具苟且灭裂，务使天下为不可欺，而待天下之吏，以为不可使少行其意也，故一切任法而废人。予尝悲夫后世任法之弊也，盖其弊非独法不足以尽其情，而其极乃至于变其情而合诸法。盖罪无定而易移，法有限而难动。故罪轻而法重也，不幸无轻刑以处之，则有入之重者矣。罪重而刑轻，不幸无重刑以当之，则有出之轻者矣。变罪而附法，失情而合文，不畏情之不尽，而虑法之不合，盖其间有所谓疑虑而上诸有司者，十不过一二而已。呜呼！任法以治天下，而天下无正刑矣。予尝推其原而后悲。夫天下之事，未始不自夫贤不肖始也。先王之时，天下之事简肃而精修，其人才皆足以过绝天下，而上有圣哲之绝德。故尧舜之际与夫三代之盛时，至于鸟兽之无情，阴阳之不可测，而人之才智皆能为之。故其后有豢龙御龙之官，而四时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气，导驭其节而制其和。由是言之，则人之所以深思极虑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？自圣人之亡，其后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减，而天下之事日以烦乱，诡伪生于其中，而信厚之德薄。人之贤者不及于先王之时，而间之以不肖。至于近古，而任人之道盖已大坏，贤不肖混乱而不可知，天下之事日以废缺。夫惟得如先王之时，故可以舍法而不任。而贤不肖之相半也，故人与法并行。后世非无贤，而要以不可知，故一归之法。推其原，求其本，则法之弊盖出于人之弊也。夫惟能隆任人之术，详于择人，而后法可以少简。姑无望其不为刑辟人与法并行者，可庶几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