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善为天下者，不患法不立，而患不能为法；不患法不足，而患法密而不胜举。然则天下之治乱，不系法之存亡欤，夫亦有推本而后知其至也。夫法之所生，不生于无事，事起而不可理，则法从而经之。事日益多，法日益周；事日益新，政日益工。并起而相制，则不胜者受其患。故法不胜事，则天下之乱纷然而起。故治天下者，非无法之尚也，为其无事之可贵也；非法备之可制也，为其事变之可虑也。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尧舜，商周之治不如夏后。孔子曰：‘后世虽有作者，虞帝弗可及也已矣。’又曰：‘虞夏之道，寡怨于民；商周之道，不胜其弊。’尧舜之礼，比于夏后之时则略矣；商周之礼，比于夏后之时则备矣。夫四代之治否，岂礼不具之罪哉！制度日多，淳粹日衰矣。天下之势，譬如人之一身。夫世之人，有不畏寒暑，不治药石，恣口之所食，肆体之所安，夫如是者，问其年，必壮者也。深居奥处，爱养备至，药石百物毒烈并进，而炙艾针砭遍体而无遗，问其年，则必老者也。夫虞夏之道，壮者也，其不治可为也，其不足可补也。壮者之疾易治也，其成质未亏而可以有为也。商周之道，老者也，其不治难为也，以其尝治之而不信故也；其不足难补也，以其尝补之而不满故也。以彼之疾方来，而吾之术已穷；彼之变未休，而待之道已尽，如是则死继之矣。嗟夫！天下之不愿取办于法也如此，而世之君子抚事制变而尤法之不足，岂不悲哉！夫法度之弊，起于德不足而求胜其民，而败于启民之邪心而多怨。夏之继舜也，岂不知舜之为不可及也；商周之继夏也，岂不知弊之将不胜也。然而明见其弊而为不已，何也？岂其世变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？德不足以还民之初，熟视其乱而莫之禁，则将以智加之，故曰：法起于德不足而求胜其民。夫上以智胜其下，则下亦以智胜其上。不络马首，则毁御窃辔之马终身而不知；不立门户，则穿窬窃发之盗终身而不为。法之于民，常制其一而开其一，制之者易见，而开之者难防。上下以智相胜，而奸邪诡伪不可胜究，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欢欣戴君之心，而有怨怒忌上之仇。故曰：败于启民之邪心而多怨。呜呼！夏之后为商，商之后为周，三代之治未甚相变也，其治乱之迹未甚相远也。周亡而为秦，天下大乱，三王之治扫灭而无余。治世之迹，卒不能复先王之丝毫，而三代之俗，遂以不见于后世，何也？夫法未极，则俗之变未足，夏商之法，尝若极矣，然民未大厌也；民有未厌之心，则其淳气美质犹有存者。周之法详矣，不可以复加，其俗之变已穷，而民之奸心邪态靡不毕出。其智备，其质尽，其恶足，其美殚，故周之亡而不可复为矣。此圣人所以深悲之，而曰：‘周人之未渎神，而赏爵刑罚穷矣。’此后所以为秦也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