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，以为知道则不足，何则？文章自东汉以来，气象则已卑矣。分为三国，又列为南北，天下大乱，士气不振，而又杂以蛮夷轻淫靡嫚之风，乱以羌胡悍鲁鄙悖之气。至于唐而大坏矣，虽人才众多如贞观，风俗平治如开元，而惟文章之荒，未有能振其弊者。愈当贞元中，独却而挥之，上窥《典》、《坟》，中包迁、固，下逮《骚》、《雅》，沛然有余，浩乎无穷，是愈之才有见于圣贤之文，而后如此。其在夫子之门，将追游、夏而及之，而比之于汉以来龌龊之文人则不可。然则愈知道欤？曰：愈未知也。愈之《原道》曰：‘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’果如此，则舍仁与义而非道也。‘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道有君子有小人，德有吉有凶。’若如此，道与德特未定，而仁与义皆道也。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，故其言纷纷异同而无所归，而独不知子思之言乎：‘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’曰性，曰道，曰教，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礼乐刑政，所谓教也，而出于道；仁义礼智，所谓道也，而出于性。性则原于天。论至于此而足矣，未尝持一偏曰如是谓之道，如是谓之非道。曰定名，曰虚位也，则子思实知之矣。愈者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，而健于言者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