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人主，自中庸以上，为理所屈，皆能行之，而诚未必加也。若汉文帝之于务农，唐太宗之于从谏，几于诚矣。或问：‘二君之诚孰愈？’予谓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余，未尝为外貌观美，繁于词令，而形于制度，不过诏令丁宁而已。而身之所履，则可信不诬矣。知稼穑者必尚俭，彼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舄，集书囊为殿帷，罢露台，却走马，此其意可见也。太宗每见贤臣则求谏，援引古今，出入经传，玩慨古昔，语必成文，此虽无害于闻过，而有好名之心焉。此于诚有所不及也。意有余者忘言，实已修者忘名，理之必然也。文皇尝恨不扑杀此獠，文德皇后问谁，帝曰魏征。夫太宗之信用征如此，而犹有杀心焉，则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，或未必诚也。且好谏者不讳其过，而魏征以谏草与史臣，帝闻而怒，遂有仆碑罢婚之事，何怒之深也！如此二事，或疑其不信，予谓或有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