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之说曰文武异道，取守异宜，武夫策士可以进取，儒者可与守成。秦以用武而亡，宋襄公以用儒而败，故汉取以诈力，守以仁义，文武迭用，而各得其宜也。是不然。犹之于人也，有喜则有怒，可笑则可哭，未有喜而不怒，笑而不哭者也。喜怒同出于人，武文同出于道。譬之人焉，自本观之，手足耳目皆身也，言动视听皆用也；自末观之，则手足异号，耳目异便。而世以为异者，有见于末也。古之取天下者以身，其守之者亦以身，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，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归之。林非慕鸟也，渊非召鱼也，而鱼鸟从之者，从其所也。古之人行之者，文王是也，而于《诗》见之。《周南》所以取也，《小雅》所以守也，而孔子著之以为法也。后之取天下者以兵。兵者，争而已矣。以诈胜诈，以力胜力，致其争也。至其尽敌则无所与争，而君臣相屠矣。故其语曰‘兔死犬烹，鸟尽弓藏’，盖其所取者乃所以杀其身也。譬之于盗，足以致财而不足以为生，秦、汉是也。汤武之兵非取天下也，取有罪也。古之守者以天下计，故尧禅舜，舜禅禹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周公居洛，曰有德易以兴，无德易以亡，岂为子孙计哉！其取之以天下，其守之以天下，故五霸迭兴，不得而私也。后之守者以子孙计，其得之以争，其守之也畏人之有争心也，故秦堕名城，销锋镝，杀豪杰，愚黔首以止争也。汉高祖曰‘安得壮士守四方’，以御争也。此其所以异也，私故也。故世以为异者，有见于后也。儒者难与虑始，可与守成，叔孙通之言也。通之佐汉而进群盗壮士，其学既不足于取，而天下既定，因时便事，作为朝会祭祀弁服之制，以为仁义守天下之具。孟子曰：‘礼，节文仁义者也。礼以为节，仪以为文。’夫朝会祭祀弁服之制是仪也，礼之文也，岂仁义之实哉！则通之学又不足于守也。然而汉之所以持世而遗后者，其萧何之法乎，通何与焉！古之于仁义有四焉：由之者道也，无为而无不为，舜禹是也；为之者善也，好仁而恶不仁，汤武是也；假之者为人者也，不善其身而善其政，五霸是也；修之者为道者也，故曰‘回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日月至焉而已矣’，七十子是也。汉之于仁义，非善其身也，善其政而已；非明于己也，有见于古而已。其不迨于五霸者，所谓政者未尽善，而所谓义者未尽明也，其假之而不至乎！宋襄公有亡国残民丧身之道，而以‘不鼓不成列’、‘不禽二毛’为仁，是不知务也。譬之于盗，寡取以为廉，忘其财之盗也。子鱼曰：‘爱其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’此仁人之言也，襄公何知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