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放桀，周伐纣，《书》载其事；伯夷、叔齐扣马而谏，《论语》贤之。四人之行不同，而孔子皆取焉，是非不明，学者莫知所从。孟子以谓伊尹、伯夷皆圣人也，而其所为若是之异乎？岂清任之行不同如此，则其所同者何也？韩子曰：‘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，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’夫以伯夷为是，则武王、周公舍己而从人矣；以武王、周公为是，则伯夷行怪矣。二者不得皆是也。至其耻食粟而饿死，岂真违世而取名者？二三子何取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