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周公之为周，其致君成俗则有德，其持世遗后则有政。政者，法制是也。故周虽衰，有中材可以振起之，而不卒振者，无其人也。后之君臣，相与成国而一民，功则多矣，至其为治，例多草创，后无以守之。惟管子之于齐，房、杜之于唐，虽阙于教化，而作为一代之制则几于周，不亦伟乎？夫文公、敬仲之法，略见于《周官》、《国语》，其详不可推究，而世变俗移，恐亦难于行也。而唐去今未远，其书具在，尚可考也。孟子曰：‘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，可坐而定。’则天下之治莫先于地法。而唐之制，授以永业、口分，歛以租庸调，学者之所知也，愿闻其说。而施之于今，何所因革？推而行之，以何道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