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观周、召之于成王，所陈在敬，所戒在逸。盖敬则不逸，逸则不敬。以敬为心，则为恭、为畏、为不暇、为克己，尊先王之典彝，而享国至于长久；以逸为心，则为傲慢、为耽乐，好田猎，峻威刑，听小人之邪说，而享国不克长久。此理之自然者也。呜呼！人主之有天下，上焉则受皇天之畀付，下焉则司万民之性命，内焉则祖宗社稷之所依，外焉则蛮夷戎狄之所赖，其任至大，其责至深，此岂细事哉？如此重器，必以敬为心者，乃能负荷之，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？历观自古，以敬保天下者仅能无失，而以逸豫为天下者必至于复宗绝祀。周公戒成王以此一字，可谓知所本矣。又历陈商三宗、周文王所为，使成王知所准的；又历陈末后逸王所为，使成王知所警戒。又历陈‘皇自敬德’、‘乱罚无罪’之说，又历陈小人诪张、变乱先王正刑之说。其所以为成王计，亦已尽矣。此盖成王即位之初，警戒之事也。召公以敬之说陈于前，周公以无逸之说继于后，前挽后推，左枝右梧，惟恐其坠文、武之业也，其亦辛勤劳苦矣。不如是，不足以为周、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