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读《孟子》，尝怪其云‘人不足与适，政不足与间也，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，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’。夫君心之非，何由而见之？及读《旅獒》，见召公谆谆如此，然后知古之大人，其事君也，犹子事父母也。子于父母，同气而异息，同心而异体，故人子之心拳拳体父母之心，知其喜怒哀乐、寒煖燥湿之节，以调养之。臣之于君亦然，专体君之心而察之。召公体武王之心，故武王稍有放怠，则召公已知之，而训戒已洋洋乎耳目之间矣。夫当纣之未诛也，天下之责在武王，天命之定在武王，文王之业在武王。武王于是时，其心肃然，无敢少怠。使西旅于此时而献獒，武王敢受之乎？及纣既受诛矣，天下之责已塞矣，天命之归已定矣，文王之业已成矣，使武王之心常如纣之未诛时，则西旅献獒，固将却之。今武王既诛纣，既通道于九夷八蛮，其心亦稍放且怠，而渐起狎侮之心矣。何以知其稍放且怠而起狎侮之心乎？召公于受旅獒时而见之，故召公区区为此篇以训焉。深察其言，有若严师尊父之训于未知稼穑艰难者。何哉？夫仁义何常之有，蹈之则为君子，背之则为小人。使武王此心一开，不有以救之，其去纣也不难矣。观其‘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’、‘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’之言，何其悲辛警切如此也！呜呼！绵绵不绝，蔓蔓奈何，毫毛不拔，将用斧柯，勿恃圣人之资而辄放怠也。非召公高识远见，体武王之心，见其微有放怠之非、狎侮之渐，格而正之，则武王未可知也。武王自是其敢少怠而入狎侮之路乎？岂不见晋武帝自平吴后而侈心作，唐宪宗自平淮西后而侈心作，唐庄宗自弑朱梁后而侈心作，皆为不终之君。使无召公之训，乌知武王之克终乎？孟子曰‘汤、武反之’，盖谓此也。余于《旅獒》得孟子格君心之义，故表而出之，使为人臣子者，当如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