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而无益于世，君子轻死如鸿毛，而重生犹太山；死而有益于世，君子重死犹太山，而轻生如鸿毛。古之人以死为有益于世，轻其生以取太山之重者，夷齐是也。圣贤言夷齐之行者固多，然后世之所考信者，莫著于孔孟。由孔孟而下，如庄周、司马子长、韩退之之徒，所言虽在疑信之间，但味其意，苟有益于名教者，皆不可弃。孔子言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而不言其所以饿。孟子言：‘伯夷非其君不仕，非其民不使，不立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，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’但言其行，而不言其饿死。至庄周则备言夷齐谏武王，言不见听，遂去而甘饿。马迁作史，亦载庄周之言。退之采庄孟之说而著之颂，其言盖出于有激。近世论夷齐者，以孔孟不著夷齐之谏，遂以庄、马、韩子之说为失实而欲黜之。余请详其说，使孔孟及三子之说各有攸当；孔孟之说尤有深趣，而三子亦不在所黜，使学者知圣贤立言，亦自有意旨，固当信而不疑也。盖孔孟出于既衰之周，方欲救当时之涂炭，使夷齐之说行而武王不当伐纣，则吾民陷溺之急，谁与拯之？此孔子所以没其进谏而不言，但美夷齐饿死，而薄景公千驷，以厉天下之贪者而已。孟子之时，士之制行者出处语嘿，各持一偏而相笑，故孟子备言数圣之制行，而谓闻其风者皆可以为训。又周德大衰，有道之士尤急救时，矫枉甘饿，当此之际，君子未暇为也。故孟子既没其饿死不言，且曰‘伯夷隘’。以伯夷为隘，则孟子之志可见矣。庄周著书，主于放言以明道。既已谓之放，则于言无所顾忌，上既不为武王讳，下亦不为伯夷隐，所以为谏者又何恤而不言哉？盖不言所以尊时王而振济时之道，言之所以明大分而矫百世之贪，正无害于名教，而有益于礼义。史迁广记备言，因采周之说以为实录，非无益于劝惩也。唐之中世，强藩悍镇，圜视而起，小则兵叛帅，大则帅骄上。及其亡也，职此之由，惟以伯夷之风不闻于世也久矣，是故天下不幸而产是乱，则韩子所以屡叹而言之者，是谓有激也。故曰：言与不言，并无害于名教而有益于礼义。孔子之说尤得其趣，而三子亦不在所黜，学者当信而不疑也。借使后世谓庄子而下非孔孟之言而不信，则凡言之未质于圣人者，一切皆在所弃，何独夷齐一事而已！昔成汤放桀于南巢，自谓有慙德，而作《仲虺之诰》，则武王之伐纣，夷齐耻而饿死，未必不与《仲虺之诰》殊涂而同归。且君子之制行，非有大利害于天下，则不必轻死其身也。当武王之伐纣，天下之民皆以幸免于涂炭，一口而颂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是也。士之所见当异于凡民，非有特立独见之明，攘臂于其间，唱大分于天下，则后世好乱奸雄借武王之名，以渎君臣大分者，何日无之？使夷齐雷同一时之说，而后世之三纲易而风俗败矣。故宁杀其身，以成天下后世之仁，叩马而谏，非必欲止武王之师也，欲以其身立大节于天下后世耳。惟以是而死，则死为有赖，舍此不为，而死于床笫，无异匹夫之沟渎也。故曰‘武王伐商，迁九鼎焉，义士犹或非之’，义士谓谁，伯夷之徒是也。然则夷齐之谏武王，王孙满尝知之矣，不特庄周乃著其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