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道之污隆，存乎其人；文章之高下，存乎其时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极矣，故其文为独盛也。战国之诡激，魏晋之浮夸，南北五季之颓败雕弱，其间号为继周者，易秦而汉，易隋而唐。汉至武宣之世，始议文章；唐自元和以后，渐复古雅。虽贾谊、陈子昂之徒一时特起，初若有意于发挥古文，润色当代，而其风流酝藉，亦无传焉者，以其独立而未盛故也。班固赋《西都》，具述公卿侍从之臣，若司马相如、刘向、董仲舒、萧望之之徒，皆以文章称之。至其叙武帝以来，则又列仲舒于儒雅，而以司马相如为文章。其言孝、宣之世，萧望之则儒术也，王褒、刘向则文章也。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实异者，数子之文，犹有可稽，析而论之，锱铢轻重如是其审也。河东柳子厚论当世之士，谓今之为文，希屈、宋者可得数人，希王褒、刘向之徒者可得十人，至陆机、潘岳之比，累累相望。唐自元和之后，作者可数，屈、马希世之文也，学而似之者谁欤？汉晋一代之文，无出数子，何其得之多欤！一时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言，至于后人品藻则无害也。国家开造之初，文章未备，作者往往仍其故习，及欧阳子以古学为倡，而文章始一变矣。熙宁、元丰之后，学者皆祖于王氏，又其后苏氏出焉。今之学者，不出于二家，其是非得失，互有所分也。君子之于文也，无所苟而已矣。必如画师之于形，瞽工之于声，耳目有所不接，则妍媸清浊，不能辨也。试求汉、唐文人之体制，而质以今日之所尚，亦足以知诸君为文之大略。